中共如何通过感恩教育重塑政治合法性？
新疆东突厥斯坦维吾尔
转载翻译
中共如何通过感恩教育重塑政治合法性？
中国共产党通过将感恩教育作为情感治理的核心工具，在不同历史时期重塑政治合法性。从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动员转向后期的垂直化管理，党利用感恩叙事在新疆去极端化及疫情期间试图强化社会对党的认同，但常引发民众的抵触与博弈。
背景：情感治理是什么？
情感治理是指政权通过设计特定的表达渠道与叙事框架，引导、动员或塑造社会成员的情感能量，使其服务于政治目标的统治手段。它不仅是心理层面的引导，更是通过将个人情感与国家话语挂钩，实现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渗透与控制。
中国共产党的神经系统：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的情感治理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走过的这一百年里，一直在琢磨怎么把它的合法性叙事和老百姓的情感给挂上钩。在这篇文章里，我梳理了感恩这个概念是怎么演变的：毛泽东时代，感恩被当作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糟粕给否定了；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它又回来了，成了重塑党权威的一种手段。本文讨论了四个关于感恩教育的例子：政治局常委汪洋曾短暂地批评过感恩，他当时提倡的是另一种大众主权观；四川大地震十周年纪念日被定为感恩日；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维吾尔族人被关押并接受感恩教育，以此作为宗教去极端化运动的一部分；以及在新冠疫情期间，武汉封城时人们对感恩的抵触。在这些案例中，共产党的统治处在生命政治和死亡政治的边缘，在死亡和毁灭的阴影下，许诺着生存与救赎。
本能反应是训练出来的，不仅仅是生理上的自动反应。 [1]
所有人都要有感恩的心。 [2]
2020年3月7日，武汉因为新冠疫情已经封城三个月了。据报道，新上任的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号召在全市市民中开展感恩教育，让大家感谢总书记。
习主席要求大家感谢中国共产党，听党话，跟党走，还要传递正能量 [3]。结果呢，王书记这番话没换来预想中的掌声，反而招来了一大堆怒火 [4]。就在这波舆论反弹之后的几个小时内，武汉官方那个呼吁市民要学会感恩的微信推送就被删掉了。这一幕到底说明了什么？它反映了中国的政治生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权力的合法性结构。
这篇文章认为，这一幕恰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作为一个情感架构师，来构建并调整它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在中国，情感能量的流动是沿着共产党划定的逻辑经络在走的 [5]。普通人的生活被卷入了迈克尔·陶西格所说的官方神经系统之中，虽然它并不直接控制一切，也不完全等同于一切。就像上面提到的武汉那个例子一样，共产党的这套神经系统也会时不时地抽搐一下 [6]。这个政治体的神经系统既深入皮肤之下，又完全游离于身体之外，它穿透了我们，塑造了现在的我们 [7]。不过在陶西格看来，这个神经系统并不是一个指挥中枢 [8]，它并不能随心所欲地控制所有情感的流动和冲动，尽管它一直想表现得好像自己能做到一样。相反，这套系统本身就很敏感、容易出故障，而且难以预测。它是一个博弈的场域，但这种博弈本身，反而又加固了党国体制。
不少学者都观察并记录过中国共产党的一种非凡能力，那就是它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极其擅长利用和引导情感力量来实现政治目标。虽然这篇文章里提到的很多学者都在描述中国共产党如何动员和治理情绪，但我更倾向于用情感这个词，因为它代表的是一种流动的、社会化的氛围，而不是那种孤立的、心理层面的状态。通常大家提到情绪时，总觉得那是私人的事，比如我说我开心或者难过；但情感这个词，意味着自我、他人和世界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党并不是像什么邪恶天才那样直接植入某种情绪，它是通过设计表达的渠道，让情感的强度沿着这些渠道流动，从而跨越了公与私的界限。在分析情感状态的产生时，这些区别至关重要，而这篇文章认为，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基石。
作为最早关注这个话题的人之一，伊丽莎白·佩里认为，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的惊人胜利，部分原因就在于它善于动员情感能量来为革命服务 [9]。在佩里看来，动员需要把情绪刻意塑造成革命的形式。人类情感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的矛盾性和可塑性，而中国共产党的聪明之处，就在于它能看透并利用这个基本事实 [10]。在刘瑜看来，中国共产党通过讲述受害者叙事、救赎和解放的故事，成功动员了大众心中的愤慨、愧疚和狂喜 [11]。与其他共产主义政权不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非常擅长动员群众，把国家层面的话语转化为个人的故事，并让人们通过加入自己的素材来参与叙事创作 [12]。毛泽东时代的一个定义性特征就是，政治思想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人们在生活中真切感受到的东西 [13]。用迈克尔·达顿的话说，共产党建立了一套系统，通过挖掘情感能量的流动，并将其转化为政治能量，从而实现情感的强化 [14]。
基于这些研究，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出了情感主权的概念，用来指出党的合法性是如何依赖于从社会不同群体中提取情感能量，来服务于其政治需求的 [15]。
事实上，中国党国与社会的关系，可以被看作是共产党神经系统的不同配置。毛泽东时代，主席和其他党内领导人试图沿着横向和平等的维度，重新配置党、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 [16]。为了培养与人民的亲密感，党内干部被要求通过整风和自我批评，经历真正的态度转变 [17]。普通百姓则被期望摆脱传统的枷锁，勇敢地拥抱他们的新主权，而这种主权必须通过党对农村的渗透 [18]、宣传队的部署 [19]、工作队的进驻 [20]，以及不断的政治运动和话语动员来学习 [21]。物质、社会和语言关系的剧变，要求人们产生一种新的情感生活，即在仇恨和愤怒的共同指向下，对不断扩大、变动且模糊的阶级敌人保持一致，并在人民之间形成强烈的阶级感情、同志情谊和同情心 [22]。对毛泽东的精神崇拜，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揭示了这种横向平等主义是如何依赖于一种超越性的神学架构，在这种架构中，毛泽东代表了将人民纳入政治体的核心 [23]。当这种充满活力却又不稳定的情感配置在毛泽东去世后崩塌时，共产党的神经系统也因精疲力竭而瘫痪了。从那以后，中国经历了一个漫长且不均衡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间穿插着各种危机和政治动荡 [24]。群众不再参与大规模动员，而是沦为自上而下管理的运动的旁观者 [25]。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垂直化，意味着政治教育的重新设计，从对阶级斗争的热情，转变为培养正能量，以及对党所提供的经济成就和美好生活的感恩 [26]。实际上，毛泽东之后的政治生活一直在逐步去政治化 [27]。这篇文章的主要部分，就是为了弄明白感恩是如何成为主权重新垂直化和社会去政治化的关键机制的。
革命情感
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不再是帝国恩典下的感恩臣民，他们现在以共产党的名义成了国家的主人 [28]。正如毛泽东自己非常清楚的那样，革命并没有在1949年结束，而仅仅是一个开始。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29]。新解放的中国人民，仍然需要从传统感受、思考和说话方式的奴役中解放出来 [30]。秉持其列宁主义的根基，共产党将教导人民，并向人民学习如何行使主权。
为了让人民作为主权者出现，首先必须拆除清朝皇室建立的话语和令人惊叹的恩典官僚机器 [31]。主权通过国家仪式来维持，这些仪式植入了帝国恩典的观念，并期待着对等的感恩。皇帝的恩典和仁慈，必须在朝廷官员、士绅和平民的感恩姿态中得到确认、感受和体现，即使他们表达感恩的要求各不相同。根据克里斯托弗·阿特伍德的说法，这是一种帝国恩典的逻辑。
中国共产党的神经系统 33
这种关系是一种通过奋斗来偿还的卑微，其中皇恩永远无法被真正配得上，因此也永远无法偿还，从而建立起一种无休止的服从与服务的关系 [32]。清廷在多个词汇中使用了恩这个字，以此强调皇帝那独一无二的恩惠。恩科考试会定期举行，以纪念诸如皇帝寿辰或登基等特殊场合。从清朝中期开始，朝廷将恩封授予那些并非靠功绩（供奉）获得职位的王公。新任命的官员必须面对皇帝的方向，行跪拜礼以示仪式化的虔诚，表达自己配不上这个头衔，并对皇帝的赏赐表示谢恩 [33]。是皇恩，而非当事人的功绩或需求，决定了谁能获得恩宠与赦免 [34]，谁能在灾荒时期获得救济，以及谁能获得晋升、俸禄、头衔和土地 [35]。作为对这份恩赐的回报，主权权力要求其行政官员和普通臣民以仪式化的展示和书面声明来表达感激之情 [36]。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启了它所认为的与皇权恩典秩序彻底决裂的时代 [37]。毛主义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也是一次失败，试图切断这条纽带。在毛泽东时代，感激之情因其对主权权力的肯定而受到谴责，尽管这种情感在对主席的奉献和为革命牺牲的实践中又被重新生产出来 [38]。
然而，感激之情的超验神学冲动找到了其他表达方式，例如士兵烈士雷锋渴望成为一颗永不生锈的革命螺丝钉，这被格洛丽亚·戴维斯（Gloria Davies）描述为共产主义革命永恒机器的一部分 [39]。因为还有什么比献出自己的生命更能表达感激之情呢？一方面，感激和恩典的正面用法从政治词汇中消失了。在对1946年至1978年人民日报的文本搜索中，话语分析师钱钢发现，感激一词仅出现在163篇文章中，且大多数是指向中国封建残余的贬义引用，或是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西方相关的感恩节 [40]。另一方面，毛泽东的话语和形象被提升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他是滋养万物，同时也毁灭万物的太阳。尽管毛泽东作为共产主义现代性的思想家，承认他权力的源泉是群众的创造力、情感能量和欢呼，但他仍然是中国政治主权的化身。就这样，主权在不同的历史时刻，以不同的形式在毛泽东、共产党和人民之间循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绘制了新的政治地图，其中等级和价值观被颠倒，需要新的定位、说话和感受方式 [41]。
在土地改革（1947-1952）期间，工作队禁止村民表现出感激之情，因为担心这会重新产生等级森严的封建关系 [42]。相反，指导方针建议：在这些会议中应该反复强调如何做自己命运的主人，如何翻身，谁剥削谁，以及谁养活谁；这是提高贫农和雇农阶级觉悟的唯一途径 [43]。这个过程不仅基于理性的论证，还基于情感的煽动。党所说的思想改造并不局限于信仰和命题，而是旨在重塑情感关系和态度倾向 [44]。正如杰弗里·贾韦德（Jeffrey Javed）所指出的，土地改革期间进行的诉苦大会是充满泪水的表演，村民们在会上谴责他们压迫且贪婪的地主 [45]。据黄欣（Xin Huang）所言，许多诉苦的人获得了一种解放感和赋权感，因为诉苦使沉默的身体得以发声，并为构建新的主体性提供了可能 [46]。
历史上第一次，中国群众站在了世界历史的舞台上，即使只是在背诵党为他们撰写的剧本。列宁主义的悖论在于，主权既存在于先锋党中，也存在于群众中。它一直无法提供一个能够解决谁是主权者这一问题的代表性过程：是人民还是党？ [47]
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期，这种紧张关系在毛泽东的政治神学角色中达到了顶峰，他认可了群众对党的反抗 [48]。李海燕（Haiyan Lee）对这种复杂的情感配置阐述如下：
像所有毛主义的事物一样，阶级感情需要辩证地去理解。一方面，这是对阶级兄弟姐妹的同志之爱。这是一种横向的、友爱的感情，平等地延伸到无产阶级的其他所有成员，但在对最高领袖毛泽东的爱中找到了最强烈和崇高的表达。另一方面，这是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和怨恨，他们通常属于以前的资产阶级 [49]。
毛主义试图从主权的语法中根除感激之情的非凡尝试，最终陷入了奉献和牺牲的话语与激情之中。毛主义的僵局和崩溃，归根结底，在于它对毛泽东的依附。
认清你的位置：感激之情的重构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那套革命斗争的神经系统已经磨损得厉害，急需修补 [50]。对于许多经历过毛泽东时代动荡的党内领导人来说，这意味着要把那些激昂的情绪转化为经济生产和消费 [51]。主权被重新垂直化了；它不再通过动员运动激活群众那套痉挛般的神经系统来流动。经济现代化取代了阶级斗争，成为中国最根本的方向；技术官僚取代了上层领导中的红派 [52]；大字报等群众民主实践被正式禁止。通过这些过程，中国共产党恢复了其组织凝聚力，并确立了相对于社会的权威。为了消除对党国与社会关系的疑虑，邓小平在1979年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肯定道：全国人民把未来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党的领导上……实际上，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谁来组织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四个现代化？邓小平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一切都取决于共产党。不再有混乱，不再有暴力；取而代之的是秩序、科学和繁荣。作为这一意识形态过程的一部分，党试图培养适应时代要求的新情感和态度。在胡温时期（2003-2012年），感恩在官方话语中的部署开始出现，作为和谐社会意识形态愿景的一部分，并首次出现在人民日报的头条中，以回应非典疫情，文中写道：灾难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必须有一颗感恩的心 [53]。感恩在话语中的重新出现，伴随着共产党对儒家概念、价值观和实践的尴尬拥抱，以及它们在整个社会的复兴，2011年天安门广场上孔子像的昙花一现就是标志 [54]。过去几年里，中国见证了关于如何表达孝顺感恩的激烈公众辩论，包括学校里的感恩操、公开下跪以及企业文化中的感恩朗诵 [55]。这些辩论的焦点通常在于，中国究竟是在回归社会不平等和阶层分化的封建文化，还是在恢复其古老的传统。但正如本文所暗示的，感恩指向的不仅仅是文化，而是政治主权的垂直结构。尼古拉·索林-柴科夫在对苏联的研究中，将苏联的现代性礼物描述为一种主权的单方面强加，以及通过强加互惠义务（以感恩的形式）来捕获接收者的装置 [56]。礼物将目标转化为了一个永久负债的主体。反过来，主体会因为如何表达感谢以及如何处理礼物而被评估。正如我所论证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既抵制又拥抱了这种礼物逻辑。正是因为毛泽东和他那一代革命者排斥感恩，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才拥抱它：感恩将政治去政治化，并重新确认了社会等级制度。它将每个人束缚在对父母（生命之礼）、雇主（工作之礼）以及党（生活和工作条件之礼）的同心圆依赖中。在国家复兴和繁荣的时代，不知感恩就意味着忘记了自己亏欠谁。在这种背景下，对政治制度和社会的不满表现被重新编码为个人的病理特征 [57]。
取代了阶级情感的革命强度，在中国改革后的神经系统中，党的仁慈通过人民的感恩得到了回报 [58]。
正如毛泽东时代所展示的那样，这种结果并非命中注定。从那时起，不同的主权重构曾在艺术工作室里被构想，在天安门广场上被争取和镇压，甚至在中南海里被辩论。在本文的其余部分，我将探讨这种持续的内部冲突：党的感恩指令如何作为一种情感治理和去政治化的机制发挥作用，以及至少有一位党内领导人如何设想了一种没有感恩的共产主义政治。我首先从一个对比鲜明的关于党内感恩理论化的例子开始：中央政治局常委汪洋以一种不同的民众主权概念为名，对感恩进行了短暂的批评。然而，他的声音在权力殿堂中似乎只是少数派。接下来，我将分析两个党的感恩工作案例：2008年四川地震之后，以及近年来在东突厥斯坦，在那里，被关押在集中营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被教导要对中国共产党感恩，作为宗教去极端化运动的一部分。在这三个案例中，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地位都处于生物政治和死亡政治的临界点，在死亡和毁灭中承诺生命与救赎 [59]。
另一种主权理论
在习近平于2012年11月十八大接管党国领导权之前的几个月里，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汪洋（当时担任广东省委书记，曾被视为自由派改革者）在2012年5月广东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发布了一份报告。汪洋的主要纲领是幸福不是恩赐 [60]，意思是人民的幸福是他们自己的责任，而不是来自统治者的仁慈 [61]。虽然对于外行来说，这看起来像是又一种复杂的党内表述，但汪洋声明的内涵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争议，需要解释。恩赐一词的语义内涵在历史上根植于帝国中国。如上所述，恩字意为恩典、仁慈和慈善，构成了感恩一词的语言复合词，字面意思是感，即感受或感知，恩，即仁慈和慈善。在感恩中，统治者的仁慈在臣民的感觉中产生回响。党或统治者展示恩典，臣民表达感恩。统治回路完成了；世界秩序井然。赐字意为赏赐或授予。像恩一样，大多数带有赐的复合词都与帝国中国有关。例如，天赐即上天授予；赐福即给予祝福；御赐即皇帝授予；赐死即奉命自杀；赐姓即授予姓氏（用于皇帝如何命名民族）。赐不是任何人都能从事的行为，而是主权权威的特权和权利。因此，恩赐将国家和社会安排在一种仁慈与祈求、荣耀与感恩的垂直关系中。汪洋的声明含蓄地将党对感恩的要求视为帝国权力的残余，不再适合中国。在报道汪洋的讲话时，英国广播公司中文网将恩赐阐述为一种特定的权力认识论。施舍仁慈的假设暗示了一种垂直关系，领导人从这种关系中高高在上地俯视下面的人民 [62]。从他们高高在上的位置，领导人期待人民的感恩，就像舞台上的表演者被观众的掌声所激励一样。文章进一步暗示，汪洋的声明是对党内教条如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间接反驳，甚至提出了汪洋的声明可能包含的内容。
这是一种政治合法性的替代理论，在这种理论下，党限制了自己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的角色。汪洋曾呼吁要根除那种认为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这与习近平强调党是中国不可动摇的基石这一主张，在方向上是背道而驰的 [63]。
在汪洋发表讲话几个月后，南方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探讨了人民的诉求与主权之间那种辩证的张力 [64]。文章指出，按照那种把国家与社会关系看作恩赐的模式，人民往往只是决策的旁观者和接受者。即便决策者的初衷是好的，也确实带来了好处，但人民依然被降格为仅仅是为党领导层的远见卓识提供喝彩的角色。从这个角度看，大众被视为需要帮助的对象，且没有能力管理自己。这篇评论通过反复使用被字，强调了人民处于一种顺从的地位。人民做不了自己的主，人民只能被美好，被参与，被主动，乃至于被幸福 [65]。在这种语境下，被意味着成为他人意志的工具。与被相对的词是主，它代表主人，也构成了主权这个词，以及像做主（即做决定并承担责任）和主人翁（即在自己的家里当家作主）这样的比喻。相反，作者策略性地引用了毛泽东关于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说法，来主张在没有党干预的情况下进行经济追求。在这个框架下，人民这一政治范畴被拆解为一个个独立的经济主体。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主导情感，即主人感。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政治认识论上相应的概念转变，从父母官（这个词在古代中国指州县官员，他们的角色是直接对人民行使统治并执行朝廷政令 [66]）转变为公仆意识。这种政治合法性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与习近平领导下党的权力扩张是不合拍的。
灾难感恩
与毛泽东时代试图动员群众解放自己不同，在习近平领导下，党开始作为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核心支柱，掩盖了人民的作用。虽然社会对党的依赖通常只是官方宣传的背景音，但在灾难时刻，这种合法性纽带通过党要求人们对生命本身的馈赠表示感恩，变得清晰可见。2008年5月12日，一场7.9级地震摧毁了四川汶川地区，那里多是山区。这场灾难的规模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仅从超过8.5万人死亡和500万人无家可归的统计数据中，就能略知一二。地震发生后，国际和国内媒体都称赞中国当局的应急响应，并赞扬其采取了前所未有的举措，允许媒体不受限制地进入灾区 [67]。随着志愿者涌入该地区，草根非政府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全国各地的普通民众也捐钱捐物 [68]。
这种公众情感的迸发和公民意识的展现，促使一些学者将其描述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 [69]。但随着废墟被清理，有关数千名学童因豆腐渣校舍倒塌而死亡的报道开始浮出水面。尽管最初向悲痛的家长承诺会进行调查，但党的应对方式还是回到了它那套可靠的方法：审查媒体、镇压抗议并掌控话语权，坚持认为地震是天灾，而不是人祸 [70]。
党所做的不仅仅是控制损失；它将灾后重建变成了一个展示国家能力、仁慈和国际声誉的窗口 [71]。它承诺通过为所有幸存者提供新家，并在两年的密集重建活动中实现相当于30年的基础设施发展，来创造一个世俗的奇迹。这种重建叙事在官方媒体报道、艺术致敬和纪念活动中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回音室，并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得到了突出展示 [72]。由于一些超出本文范围的原因，重建过程并没有增加地震灾民对党合法性的认可，反而往往导致了地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恶化。无论处境如何，灾民都被要求心怀感激。
为了修复四川地震后断裂的互惠链条，党在地震灾区的学校和工作场所开展了感恩教育活动。这项活动包括回忆感恩、朗诵诗歌、撰写文章、唱歌曲以及参加各种旨在将党的恩情铭记在心的活动 [73]。这种积极文化中惩罚性的一面，体现在时任汶川县委书记青理东发表的一次讲话中，他强调感恩文化对于确保社会稳定和缓解重建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矛盾是必要的 [74]。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弘扬感恩文化，利用这种感恩文化来消除社会不和谐因素，通过让人们焦躁、盲目和不切实际的态度回归理性，来提高社会成员的幸福感 [75]。无法表现出感恩，被归结为个人层面的问题，而不是系统的问题 [76]；结果，那些被认为不知感恩的人，就会受到斯蒂法诺·哈尼和弗雷德·莫滕所描述的那种修正实践的影响，即通过机械的暴力强加于那些不正确的人、未被修正的人，以及那些不知道寻求自我修正的人身上 [77]。
感恩话语不仅是对危机的即时反应，更是一种持续的合法化叙事。2018年5月12日，地震十周年纪念日被官方定为感恩日。党的仁慈在地震幸存者的感恩表达和回忆中得到了体现。在纪念日前一个月，汶川县政府通过其微信公众号直播了一场地震纪念活动。舞台上方挂着一条红色横幅，上面写着：感恩情怀培育工程 [78]。微信对活动的报道包括幸存者的故事、视频、照片和诗歌；读者也被鼓励贡献自己的地震正能量故事。报道最后摘录了汶川县委书记张通荣的讲话，他将重建描述为重生：祖国给了汶川第二次生命；全国人民给了汶川人民重生的力量 [79]。张提醒观众，政府的恩情应该转化为
这种“道德”在公民的善行中得到了回馈。感恩不仅仅是对党的恩情的赞美，更是一种防止道德水平下滑的紧急刹车。对于那些需要消除坏思想的个人，张建议说，心怀感恩能帮助他们步调一致，并与党和国家一起为实现小康社会而奋斗 [80]。按照这种逻辑，对党的感恩变成了一种对公民自身的社会服务，给他们带来了所渴望的秩序、和平与繁荣。重生的主题通过视频和照片直观地表现出来，画面里孩子们在欢笑、玩耍、手捧鲜花并对着镜头挥手。从画面表面看，孩子们象征着纯真、希望和未来 [81]。他们是共产党仁慈奋斗所创造的未来的直接继承者。但这恰好是一个不包含、甚至不提及在那场地震中死去的7500名儿童的未来，他们的生命和记忆被双重抹去了 [82]。将地震周年纪念日定为感恩日，意味着在禁止哀悼的同时，鼓励所谓的正能量，而不顾死者的记忆和生者的创伤。这种感恩的话语并非没有受到挑战。在周年纪念日前夕，微博账号左手墨迹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灾难日变成感恩日，是谁在羞辱废墟中走出来的幸存者？这篇文章很快就被删除了 [83]。
作者拒绝接受地震创伤已经愈合、过去可以被超越和遗忘的假设，他写道：如果伤口停止流血并结了疤，并不意味着它就不会再痛了。尽管人们依然感到痛苦和悲伤，但作者指责某些人——这明显是指党政官员——在急于为恢复和重建过程邀功时表现得厚颜无耻。作者甚至指责共产党在利用他人的死亡。对灾难感恩比灾难本身更可怕，事实上，这甚至更加令人无法容忍。顺着感恩的逻辑推导到荒谬的结论，作者讽刺地指出，中国人民应该感谢战争带来的破坏和践踏，感谢洪水、地震、海啸和病毒带来的灾难！从党在新冠疫情期间试图唤起感恩之情的做法来看，这些话确实很有预见性。同一天，总部位于香港的数字媒体端传媒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们的灾难日，不是他们的感恩日，在话语上将我们（幸存者）和他们（官员）区分开来，理由是拒绝为了换取所提供的未来而放弃过去 [84]。我们所有人都是踩着别人的鲜血才走到这里的，这应该是一个黑暗的日子。踩过亲人和陌生人尸体的直观画面，与党政官员站在废墟上的摆拍照片形成了鲜明对比；将他们隔开的是一道关于灾难的亲身经历和深层情感认知的界限。在失去亲人的打击下，谁会把地震当作感恩日来庆祝呢？
低下的头，感恩的心
在少数民族地区，感恩话语被编织进爱国主义教育的肌理中，少数民族主体被要求通过这种教育履行国家忠诚和意识形态正确的仪式。其潜在的期望是，来自中国欠发达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应该对党和国家在发展、财富转移和提供现代公共产品方面的不懈努力心怀感恩 [85]。
在国家的边缘地带，感恩话语的无处不在对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身体和思想施加了纪律约束和管控，以使他们与国家价值观和官方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债务逻辑成了服从党的统治的基础，也是紧急状态权力和管控的合理化依据。债务人（少数民族）必须通过展示感恩、忠诚和服从，不断满足其债权人（党和国家）的要求。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感恩教育运动被用作再教育营内部的直接控制工具，据估计，超过一百万中国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人口被无限期拘留，随后被强行转移到受监管的劳动中 [86]。为了证明他们已经改造好了，维吾尔人必须令人信服地展示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习近平的绝对忠诚与感恩。据路透社报道：在位于中国最西部的这些新式洗脑营里，被拘留者不得不日复一日、时时刻刻地否认他们的伊斯兰信仰，批评自己和亲人，并感谢执政的共产党 [87]。用一位逃出营地的人的话说：被拘留者被要求不断重复那些忏悔，直到他们最终被释放时，他们真的相信自己亏欠国家太多，永远无法偿还党的恩情 [88]。改造成功的人被期望分享他们的故事，作为教育课程和警示。根据一位所谓的从党委婉地称为职业培训（再教育营）中毕业的人的证词：如果我没有来这里，我无法想象会发生什么。也许我会加入那些宗教极端分子，走上犯罪道路。党和政府及时发现了我并拯救了我，给了我一个改造和重新开始的机会。我非常感激 [89]。在这段话中，宗教的崇高感通过党的世俗权威散发出来，党声称提供了通往救赎的唯一真正途径。
东突厥斯坦的营地揭示了所谓动荡少数民族地区的底层治理逻辑。意大利哲学家乔治·阿甘本将营地定义为当例外状态开始成为常态时所开启的空间，这是对东突厥斯坦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恰当描述 [90]。对阿甘本来说，营地是一个通过中止法律而产生的场所，主权权力（在这里是党）直接干预赤裸生命（在这里是维吾尔人口）。营地不仅限于固定的空间坐标，而是成为了一种模块化的主权权力形式。在东突厥斯坦，共产党的统治权力通过对感恩的要求，延伸到了其臣民的情感生活中。清真寺被要求改变他们的祈祷和宗教仪式，将对造物主的感恩改为对习近平的感恩，将对宗教的感恩改为对中国的感恩 [91]。根据新规定，和田市的宗教活动必须以这些台词开头：我们都是祖国的孩子，祖国伟大，快来祝福，祝福祖国和谐稳定，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92]。党正在取代造物主，成为精神意义和主权创造的中心。通过在上述段落中使用祝福这个词，党成为了那个被祝福的对象。除了取代造物主（父亲）的角色，党还取代了母亲的角色。在东突厥斯坦由党分发的免费牛奶容器上，装饰着歌曲《党啊，亲爱的妈妈》的歌词 [93]。党取代了母亲的乳房，成为了生命营养的来源。通过不断提醒感恩的必要性，边缘地区的臣民被吸收到国家权力和民族归属的同质化、礼仪化空间中。从他们身上提取出来的是一种认知：党，而不是造物主，才是主权者。
感恩话语从营地和清真寺向外扩展到普通生活的空间，充斥着东突厥斯坦的公共空间。2017年4月，在东突厥斯坦首府乌鲁木齐，一场名为三爱、三反的学习运动正式启动了[94]。这场运动号召东突厥斯坦的居民要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大家庭，并且要反分裂、反极端、反暴力[95]。一个月后，这份名单又增加了三感恩、三愿望，内容包括感恩习近平总书记、感恩共产党、感恩伟大的祖国，以及祝愿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健康、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还有祝愿民族团结。这些仪式化的口号和重复性的动作，在官方被称为背诵活动，其目的就是为了营造一种感恩和顺从的情感氛围。用东突厥斯坦绰霍尔乡妇联主任文米拉的话来说就是：感恩祖国，感恩党，维护稳定[96]。文米拉在相应的文章中列举了一系列党和国家给予东突厥斯坦居民的福利政策，包括粮食种植补贴、农机补贴、畜牧业补贴、住房补贴、生活保障福利、医疗保险，以及孩子们的免费上学、住宿和午餐。她反思道：我反复问自己，为什么有些人不珍惜、不拥护这么好的日子呢？难道我们的民族是个忘恩负义、没有感恩之心的民族吗？作者暗示，如果这种不感恩的行为蔓延开来，中国就会变得像中东那些陷入战火的国家一样，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她带着一种修辞性的指责问她的维吾尔同胞：这就是你们的憧憬吗？没有感恩，一个人就是不合格的公民，是监控的对象，也是情感教育的目标。
主权者与尸体
在一百年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已经完善了如何将其合法性叙事与人们的情感环境相连接的方法。在毛泽东时代，党为了阶级斗争的需要，动员了同情、苦难、愤怒和忠诚等情感。在毛泽东去世及政治肌体出现神经衰弱之后，党传递的信息是：中国的稳定和人民的繁荣都依赖于其统治的延续。在汶川地震后的重建中，党提供了生活的基建；而在东突厥斯坦，党提供的是一种监控、强制和创伤的死亡政治基建。综合这些对比案例可以看出，在中国的感恩不仅仅是一种道德倾向，它更是一种主权结构。
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对感恩的要求扩展到了全球[97]。中国共产党要求各国对中国抗击病毒的英雄举措[98]以及对急需医疗物资的外国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和认可[99]。在某些情况下，中国的感恩仪式得到了回应，比如塞尔维亚总统在停机坪迎接一批医疗物资时亲吻了中国国旗[100]。但在其他情况下，这引起了警觉并加剧了反华情绪[101]。作为软实力的一种新模式，感恩外交可能会超越疫情紧急状态，因为中国也寻求从发展援助的接受国那里获得赞赏的表示[102]。
然而在武汉，人们在没有毛泽东时代工作队指导的情况下，拒绝了感恩。市委书记对感恩的呼吁出现得极其不是时候：当时人们还处于隔离状态，还在因病毒而死去。在武汉一家方舱医院工作的一名护士写的一首诗中，诗人拒绝了对职责、风险和勇气的工具化利用：请不要给我戴上花环，不要给我掌声，免去我工伤、烈士或其他任何荣誉的认可[103]。她想要的仅仅是被留下来，好让她能够不受干扰地呼吸，休息和睡觉比你们的赞美更重要。当党在庆祝其英雄成就时，作者向掌权者发出了挑战：如果你有能力，我邀请你去看看，那些被冲刷过的家园，烟囱里还有烟升起吗？那些漂浮在火葬场周围的手机，它们的主人被找到了吗？在这些诗句中，党与人民之间潜在的紧张关系，演变成了一种主权者与尸体之间的死亡政治裂痕。
与王洋被审查的演讲类似，记者王志安也通过主张人民主权拒绝了感恩。2020年3月7日，他在推特上发布了以下内容：
我是这样看待感恩这个问题的。对于一个现代政府来说，救灾是义务而不是恩赐。做好本职工作是理所应当的。做得不好的人就应该被追责。这就是现代社会政治权力的来源：人民纳税来支持政府。政府拿纳税人的钱为人民服务。这是一种契约关系。所谓的感恩，是封建社会的政治伦理。那位武汉的官员，是不是从大清朝出土来的？[104]
这些强烈的观点在英语媒体中得到了广泛报道。但学者和记者（包括我自己）有一种倾向，即夸大这些不满时刻的重要性，而体制已经多次证明它可以吸收并消化这些不满[105]。与此同时，或许人们倾向于低估党将感恩作为情感治理机制的赤裸裸的工具化。它是情感性的，因为就像陶西格所说的神经系统一样，它已经深入骨髓。人们在本质上对那些掌握着他们生命的人是脆弱的[106]。特别是在危机时刻，当习以为常的基础设施开始崩溃时，感恩可能会让人感觉像是一种修复。
拒绝感恩是一种道德和审美姿态，充其量只是在意识形态上划开了一道暂时的口子。但意识形态的皮肤愈合得很快。为了让一个新世界成为可能，必须发明新的神经系统。当我们进入不确定的时代，值得一问的是：在不忽视我们本质上的相互依赖和对彼此的集体需求的情况下，切断感恩的情感卷须会是什么感觉？或许对感恩要求的最好回应，来自黑人激进传统中的理论家和诗人弗雷德·莫滕，他写道：你无法计算我们彼此亏欠了多少[107]。
致谢
我要感谢帕特里夏·M·桑顿、蒂莫西·切克和伊万·弗朗切斯基尼花时间阅读本文的不同版本，并提供他们的编辑见解。特别感谢杰弗里·贾韦德，他的想法帮助启动了这篇论文。
利益冲突
无。
作者简介
克里斯蒂安·索拉切是科罗拉多学院政治学助理教授。他著有《动摇的权威：中国共产党与2008年四川地震》（2017），并合编了《中国共产主义的来世：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的政治概念》（2019）和《无产阶级中国：一个世纪的中国劳工》（即将出版）。他的写作处于政治理论和比较政治学的交叉点。他目前的研究重点是蒙古的民主危机、空气污染和城市化。
建党以来的这百年里，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实践着如何利用感恩来巩固其执政合法性，从而重塑其等级化的主权。本文通过四个例子探讨了感恩是如何运作的：维吾尔人接受对共产党的感恩教育；以及在新冠肺炎爆发、武汉封城期间，在生命政治与死亡政治之间，对生命和救赎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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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张宏图的《针灸经络双语图》（1990）中，艺术家将毛泽东的身体描绘成政治体的替身，经络和穴位标示着关键概念和术语，如阶级斗争和帝国主义，政治和情感强度正是沿着这些经络流动的。
[6] 关于政治体、疾病和传染隐喻的研究，参见 Rojas 2015。
[7] Taussig 1992, 10。
[8] 同上, 2。关于神经系统在叙利亚谣言语境下的应用讨论，参见 Wedeen 2019, 143。
[9] Perry 2002,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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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毛泽东 1949。
[30] Sorace 2019a。
[31] 这一表述借用了对清朝恩典政治的研究，参见 Zito 1997。
[24] Wang, Hui 2010. [25] Perry 2011. [26] Chen, Zifeng, and Wang 2020; Sorace 2019b. [27] Wang, Hui 2010. [28] 关于中国语境下人民这一概念复杂且不断变化的构成，详见 Guan 2019。 [29] Mao 1949。 [30] 对于政治理论家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2010，139）而言，当那些抱怨此前被视为仅仅是受苦肉体的噪音的人们，开始表达出共同存在的新诉求时，政治就发明了集体表达的新形式。然而，朗西埃对中国革命持保留态度，因为在那场革命中，社会秩序的政治动荡是由国家权力一手操纵的。 [31] Atwood 2000，96。
[32] 同上，91。
[33] 同上，89。
[34] 同上，93。
[35] 同上。
[36] 与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的私人谈话，2018年5月18日。
[37] 正如毛泽东在1949年所言：国家机器，包括军队、警察和法庭，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它是压迫对抗性阶级的工具，它是暴力，而不是仁慈。
[38] 这一点得益于一位匿名审稿人的建议。
[39] Davies 2019，92。
[40] Qian 2020。
[41] Anagnost 1997; Apter and Saich 1998; Rofel 1999。
[42] 感谢杰弗里·贾韦德（Jeffrey Javed）提醒我注意这一点。
[43] 北苏区党委1950年文件，引自 Javed 2017，117-18。
[44] Cheek 2016; 2019。
[45] Javed 2019。
[46] Huang 2014，597。
[47] Thornton 即将出版。
[48] Sorace 2010; Wang, Ban 2014; Lee 2016。
[49] Lee 2019，23。
[50] Ci 1994.
[51] Dutton 2019, 84.
[52] Andreas 2009.
[53] Qian 2020.
[54] 我将此观点归功于帕特里夏·M·桑顿。关于习近平时代的儒家思想与道德合法性，见 Kubat 2018。
[55] Liu, Changhai 2010; Chen, Meiyuan 2015.
[56] Ssorin-Chaikov 2017, 96, 101.
[57] Yang 2015.
[58] Shue 2004.
[59] Mbembe 2019.
[60] Dong 2012.
[61] 汪洋的措辞听起来与异见人士方励之的名言民主不是从上面恩赐的惊人相似，显而易见且重要的区别在于汪洋使用的是幸福而不是民主。我将此观点归功于蒂莫西·切克。
[62] 汪洋：幸福非恩赐论引起网民争议。BBC，2012年5月11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s ... heory。访问于2020年5月25日。
[63] Dong 2012.
[64] 让人民大胆探索自己的幸福道路。南方日报，2012年5月10日转载于新浪，http://news.sina.com.cn/pl/201 ... shtml。访问日期：2020年5月25日。
[65] 同上。
[66] 同上。关于父母官的概念，另见：古代民众对待父母官：期望、失望、再期望。人民日报，2015年11月16日，http://www.chinanews.com/cul/2 ... shtml。
[67] Repnikova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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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什邡小学 2009。
[74] 2019年11月21日，青理东因在担任汶川县委书记期间造成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Yue 2019。
[75] Qing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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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汶川县委宣传部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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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这一点是由易小措向我指出的。
[95] 三爱、三反运动基于维吾尔农民库尔班·吐鲁木（1883-1975）的模范形象，他已被提升为民族团结的象征。2017年1月11日，习近平给库尔班·吐鲁木的长女回信。王，塞（2019）。
[96] 文（2018）。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篇文章现在已经无法访问，但同样的文字出现在新疆政府网站上，并归于不同的作者名下。它们是可回收的文本。
[97] 索拉切（2020b）。
[98] 黄，爱德华和莫祖尔（2020）。
[99] 评论：制度优势：中国战胜新冠病毒的关键。新华社，2020年3月10日。http://www.xinhuanet.com/engli ... 8.htm。访问日期：2020年4月17日；钱（2020）。
[100] 艾伦-易卜拉希米安（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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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与玛丽亚·雷普尼科娃的对话。另见范·斯塔登（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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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如何通过感恩教育重塑政治合法性？
中国共产党通过将感恩教育作为情感治理的核心工具，在不同历史时期重塑政治合法性。从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动员转向后期的垂直化管理，党利用感恩叙事在新疆去极端化及疫情期间试图强化社会对党的认同，但常引发民众的抵触与博弈。
背景：情感治理是什么？
情感治理是指政权通过设计特定的表达渠道与叙事框架，引导、动员或塑造社会成员的情感能量，使其服务于政治目标的统治手段。它不仅是心理层面的引导，更是通过将个人情感与国家话语挂钩，实现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渗透与控制。
中国共产党的神经系统：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的情感治理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走过的这一百年里，一直在琢磨怎么把它的合法性叙事和老百姓的情感给挂上钩。在这篇文章里，我梳理了感恩这个概念是怎么演变的：毛泽东时代，感恩被当作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糟粕给否定了；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它又回来了，成了重塑党权威的一种手段。本文讨论了四个关于感恩教育的例子：政治局常委汪洋曾短暂地批评过感恩，他当时提倡的是另一种大众主权观；四川大地震十周年纪念日被定为感恩日；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维吾尔族人被关押并接受感恩教育，以此作为宗教去极端化运动的一部分；以及在新冠疫情期间，武汉封城时人们对感恩的抵触。在这些案例中，共产党的统治处在生命政治和死亡政治的边缘，在死亡和毁灭的阴影下，许诺着生存与救赎。
本能反应是训练出来的，不仅仅是生理上的自动反应。 [1]
所有人都要有感恩的心。 [2]
2020年3月7日，武汉因为新冠疫情已经封城三个月了。据报道，新上任的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号召在全市市民中开展感恩教育，让大家感谢总书记。
习主席要求大家感谢中国共产党，听党话，跟党走，还要传递正能量 [3]。结果呢，王书记这番话没换来预想中的掌声，反而招来了一大堆怒火 [4]。就在这波舆论反弹之后的几个小时内，武汉官方那个呼吁市民要学会感恩的微信推送就被删掉了。这一幕到底说明了什么？它反映了中国的政治生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权力的合法性结构。
这篇文章认为，这一幕恰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作为一个情感架构师，来构建并调整它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在中国，情感能量的流动是沿着共产党划定的逻辑经络在走的 [5]。普通人的生活被卷入了迈克尔·陶西格所说的官方神经系统之中，虽然它并不直接控制一切，也不完全等同于一切。就像上面提到的武汉那个例子一样，共产党的这套神经系统也会时不时地抽搐一下 [6]。这个政治体的神经系统既深入皮肤之下，又完全游离于身体之外，它穿透了我们，塑造了现在的我们 [7]。不过在陶西格看来，这个神经系统并不是一个指挥中枢 [8]，它并不能随心所欲地控制所有情感的流动和冲动，尽管它一直想表现得好像自己能做到一样。相反，这套系统本身就很敏感、容易出故障，而且难以预测。它是一个博弈的场域，但这种博弈本身，反而又加固了党国体制。
不少学者都观察并记录过中国共产党的一种非凡能力，那就是它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极其擅长利用和引导情感力量来实现政治目标。虽然这篇文章里提到的很多学者都在描述中国共产党如何动员和治理情绪，但我更倾向于用情感这个词，因为它代表的是一种流动的、社会化的氛围，而不是那种孤立的、心理层面的状态。通常大家提到情绪时，总觉得那是私人的事，比如我说我开心或者难过；但情感这个词，意味着自我、他人和世界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党并不是像什么邪恶天才那样直接植入某种情绪，它是通过设计表达的渠道，让情感的强度沿着这些渠道流动，从而跨越了公与私的界限。在分析情感状态的产生时，这些区别至关重要，而这篇文章认为，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基石。
作为最早关注这个话题的人之一，伊丽莎白·佩里认为，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的惊人胜利，部分原因就在于它善于动员情感能量来为革命服务 [9]。在佩里看来，动员需要把情绪刻意塑造成革命的形式。人类情感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的矛盾性和可塑性，而中国共产党的聪明之处，就在于它能看透并利用这个基本事实 [10]。在刘瑜看来，中国共产党通过讲述受害者叙事、救赎和解放的故事，成功动员了大众心中的愤慨、愧疚和狂喜 [11]。与其他共产主义政权不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非常擅长动员群众，把国家层面的话语转化为个人的故事，并让人们通过加入自己的素材来参与叙事创作 [12]。毛泽东时代的一个定义性特征就是，政治思想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人们在生活中真切感受到的东西 [13]。用迈克尔·达顿的话说，共产党建立了一套系统，通过挖掘情感能量的流动，并将其转化为政治能量，从而实现情感的强化 [14]。
基于这些研究，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出了情感主权的概念，用来指出党的合法性是如何依赖于从社会不同群体中提取情感能量，来服务于其政治需求的 [15]。
事实上，中国党国与社会的关系，可以被看作是共产党神经系统的不同配置。毛泽东时代，主席和其他党内领导人试图沿着横向和平等的维度，重新配置党、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 [16]。为了培养与人民的亲密感，党内干部被要求通过整风和自我批评，经历真正的态度转变 [17]。普通百姓则被期望摆脱传统的枷锁，勇敢地拥抱他们的新主权，而这种主权必须通过党对农村的渗透 [18]、宣传队的部署 [19]、工作队的进驻 [20]，以及不断的政治运动和话语动员来学习 [21]。物质、社会和语言关系的剧变，要求人们产生一种新的情感生活，即在仇恨和愤怒的共同指向下，对不断扩大、变动且模糊的阶级敌人保持一致，并在人民之间形成强烈的阶级感情、同志情谊和同情心 [22]。对毛泽东的精神崇拜，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揭示了这种横向平等主义是如何依赖于一种超越性的神学架构，在这种架构中，毛泽东代表了将人民纳入政治体的核心 [23]。当这种充满活力却又不稳定的情感配置在毛泽东去世后崩塌时，共产党的神经系统也因精疲力竭而瘫痪了。从那以后，中国经历了一个漫长且不均衡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间穿插着各种危机和政治动荡 [24]。群众不再参与大规模动员，而是沦为自上而下管理的运动的旁观者 [25]。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垂直化，意味着政治教育的重新设计，从对阶级斗争的热情，转变为培养正能量，以及对党所提供的经济成就和美好生活的感恩 [26]。实际上，毛泽东之后的政治生活一直在逐步去政治化 [27]。这篇文章的主要部分，就是为了弄明白感恩是如何成为主权重新垂直化和社会去政治化的关键机制的。
革命情感
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不再是帝国恩典下的感恩臣民，他们现在以共产党的名义成了国家的主人 [28]。正如毛泽东自己非常清楚的那样，革命并没有在1949年结束，而仅仅是一个开始。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29]。新解放的中国人民，仍然需要从传统感受、思考和说话方式的奴役中解放出来 [30]。秉持其列宁主义的根基，共产党将教导人民，并向人民学习如何行使主权。
为了让人民作为主权者出现，首先必须拆除清朝皇室建立的话语和令人惊叹的恩典官僚机器 [31]。主权通过国家仪式来维持，这些仪式植入了帝国恩典的观念，并期待着对等的感恩。皇帝的恩典和仁慈，必须在朝廷官员、士绅和平民的感恩姿态中得到确认、感受和体现，即使他们表达感恩的要求各不相同。根据克里斯托弗·阿特伍德的说法，这是一种帝国恩典的逻辑。
中国共产党的神经系统 33
这种关系是一种通过奋斗来偿还的卑微，其中皇恩永远无法被真正配得上，因此也永远无法偿还，从而建立起一种无休止的服从与服务的关系 [32]。清廷在多个词汇中使用了恩这个字，以此强调皇帝那独一无二的恩惠。恩科考试会定期举行，以纪念诸如皇帝寿辰或登基等特殊场合。从清朝中期开始，朝廷将恩封授予那些并非靠功绩（供奉）获得职位的王公。新任命的官员必须面对皇帝的方向，行跪拜礼以示仪式化的虔诚，表达自己配不上这个头衔，并对皇帝的赏赐表示谢恩 [33]。是皇恩，而非当事人的功绩或需求，决定了谁能获得恩宠与赦免 [34]，谁能在灾荒时期获得救济，以及谁能获得晋升、俸禄、头衔和土地 [35]。作为对这份恩赐的回报，主权权力要求其行政官员和普通臣民以仪式化的展示和书面声明来表达感激之情 [36]。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启了它所认为的与皇权恩典秩序彻底决裂的时代 [37]。毛主义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也是一次失败，试图切断这条纽带。在毛泽东时代，感激之情因其对主权权力的肯定而受到谴责，尽管这种情感在对主席的奉献和为革命牺牲的实践中又被重新生产出来 [38]。
然而，感激之情的超验神学冲动找到了其他表达方式，例如士兵烈士雷锋渴望成为一颗永不生锈的革命螺丝钉，这被格洛丽亚·戴维斯（Gloria Davies）描述为共产主义革命永恒机器的一部分 [39]。因为还有什么比献出自己的生命更能表达感激之情呢？一方面，感激和恩典的正面用法从政治词汇中消失了。在对1946年至1978年人民日报的文本搜索中，话语分析师钱钢发现，感激一词仅出现在163篇文章中，且大多数是指向中国封建残余的贬义引用，或是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西方相关的感恩节 [40]。另一方面，毛泽东的话语和形象被提升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他是滋养万物，同时也毁灭万物的太阳。尽管毛泽东作为共产主义现代性的思想家，承认他权力的源泉是群众的创造力、情感能量和欢呼，但他仍然是中国政治主权的化身。就这样，主权在不同的历史时刻，以不同的形式在毛泽东、共产党和人民之间循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绘制了新的政治地图，其中等级和价值观被颠倒，需要新的定位、说话和感受方式 [41]。
在土地改革（1947-1952）期间，工作队禁止村民表现出感激之情，因为担心这会重新产生等级森严的封建关系 [42]。相反，指导方针建议：在这些会议中应该反复强调如何做自己命运的主人，如何翻身，谁剥削谁，以及谁养活谁；这是提高贫农和雇农阶级觉悟的唯一途径 [43]。这个过程不仅基于理性的论证，还基于情感的煽动。党所说的思想改造并不局限于信仰和命题，而是旨在重塑情感关系和态度倾向 [44]。正如杰弗里·贾韦德（Jeffrey Javed）所指出的，土地改革期间进行的诉苦大会是充满泪水的表演，村民们在会上谴责他们压迫且贪婪的地主 [45]。据黄欣（Xin Huang）所言，许多诉苦的人获得了一种解放感和赋权感，因为诉苦使沉默的身体得以发声，并为构建新的主体性提供了可能 [46]。
历史上第一次，中国群众站在了世界历史的舞台上，即使只是在背诵党为他们撰写的剧本。列宁主义的悖论在于，主权既存在于先锋党中，也存在于群众中。它一直无法提供一个能够解决谁是主权者这一问题的代表性过程：是人民还是党？ [47]
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期，这种紧张关系在毛泽东的政治神学角色中达到了顶峰，他认可了群众对党的反抗 [48]。李海燕（Haiyan Lee）对这种复杂的情感配置阐述如下：
像所有毛主义的事物一样，阶级感情需要辩证地去理解。一方面，这是对阶级兄弟姐妹的同志之爱。这是一种横向的、友爱的感情，平等地延伸到无产阶级的其他所有成员，但在对最高领袖毛泽东的爱中找到了最强烈和崇高的表达。另一方面，这是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和怨恨，他们通常属于以前的资产阶级 [49]。
毛主义试图从主权的语法中根除感激之情的非凡尝试，最终陷入了奉献和牺牲的话语与激情之中。毛主义的僵局和崩溃，归根结底，在于它对毛泽东的依附。
认清你的位置：感激之情的重构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那套革命斗争的神经系统已经磨损得厉害，急需修补 [50]。对于许多经历过毛泽东时代动荡的党内领导人来说，这意味着要把那些激昂的情绪转化为经济生产和消费 [51]。主权被重新垂直化了；它不再通过动员运动激活群众那套痉挛般的神经系统来流动。经济现代化取代了阶级斗争，成为中国最根本的方向；技术官僚取代了上层领导中的红派 [52]；大字报等群众民主实践被正式禁止。通过这些过程，中国共产党恢复了其组织凝聚力，并确立了相对于社会的权威。为了消除对党国与社会关系的疑虑，邓小平在1979年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肯定道：全国人民把未来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党的领导上……实际上，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谁来组织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四个现代化？邓小平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一切都取决于共产党。不再有混乱，不再有暴力；取而代之的是秩序、科学和繁荣。作为这一意识形态过程的一部分，党试图培养适应时代要求的新情感和态度。在胡温时期（2003-2012年），感恩在官方话语中的部署开始出现，作为和谐社会意识形态愿景的一部分，并首次出现在人民日报的头条中，以回应非典疫情，文中写道：灾难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必须有一颗感恩的心 [53]。感恩在话语中的重新出现，伴随着共产党对儒家概念、价值观和实践的尴尬拥抱，以及它们在整个社会的复兴，2011年天安门广场上孔子像的昙花一现就是标志 [54]。过去几年里，中国见证了关于如何表达孝顺感恩的激烈公众辩论，包括学校里的感恩操、公开下跪以及企业文化中的感恩朗诵 [55]。这些辩论的焦点通常在于，中国究竟是在回归社会不平等和阶层分化的封建文化，还是在恢复其古老的传统。但正如本文所暗示的，感恩指向的不仅仅是文化，而是政治主权的垂直结构。尼古拉·索林-柴科夫在对苏联的研究中，将苏联的现代性礼物描述为一种主权的单方面强加，以及通过强加互惠义务（以感恩的形式）来捕获接收者的装置 [56]。礼物将目标转化为了一个永久负债的主体。反过来，主体会因为如何表达感谢以及如何处理礼物而被评估。正如我所论证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既抵制又拥抱了这种礼物逻辑。正是因为毛泽东和他那一代革命者排斥感恩，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才拥抱它：感恩将政治去政治化，并重新确认了社会等级制度。它将每个人束缚在对父母（生命之礼）、雇主（工作之礼）以及党（生活和工作条件之礼）的同心圆依赖中。在国家复兴和繁荣的时代，不知感恩就意味着忘记了自己亏欠谁。在这种背景下，对政治制度和社会的不满表现被重新编码为个人的病理特征 [57]。
取代了阶级情感的革命强度，在中国改革后的神经系统中，党的仁慈通过人民的感恩得到了回报 [58]。
正如毛泽东时代所展示的那样，这种结果并非命中注定。从那时起，不同的主权重构曾在艺术工作室里被构想，在天安门广场上被争取和镇压，甚至在中南海里被辩论。在本文的其余部分，我将探讨这种持续的内部冲突：党的感恩指令如何作为一种情感治理和去政治化的机制发挥作用，以及至少有一位党内领导人如何设想了一种没有感恩的共产主义政治。我首先从一个对比鲜明的关于党内感恩理论化的例子开始：中央政治局常委汪洋以一种不同的民众主权概念为名，对感恩进行了短暂的批评。然而，他的声音在权力殿堂中似乎只是少数派。接下来，我将分析两个党的感恩工作案例：2008年四川地震之后，以及近年来在东突厥斯坦，在那里，被关押在集中营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被教导要对中国共产党感恩，作为宗教去极端化运动的一部分。在这三个案例中，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地位都处于生物政治和死亡政治的临界点，在死亡和毁灭中承诺生命与救赎 [59]。
另一种主权理论
在习近平于2012年11月十八大接管党国领导权之前的几个月里，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汪洋（当时担任广东省委书记，曾被视为自由派改革者）在2012年5月广东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发布了一份报告。汪洋的主要纲领是幸福不是恩赐 [60]，意思是人民的幸福是他们自己的责任，而不是来自统治者的仁慈 [61]。虽然对于外行来说，这看起来像是又一种复杂的党内表述，但汪洋声明的内涵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争议，需要解释。恩赐一词的语义内涵在历史上根植于帝国中国。如上所述，恩字意为恩典、仁慈和慈善，构成了感恩一词的语言复合词，字面意思是感，即感受或感知，恩，即仁慈和慈善。在感恩中，统治者的仁慈在臣民的感觉中产生回响。党或统治者展示恩典，臣民表达感恩。统治回路完成了；世界秩序井然。赐字意为赏赐或授予。像恩一样，大多数带有赐的复合词都与帝国中国有关。例如，天赐即上天授予；赐福即给予祝福；御赐即皇帝授予；赐死即奉命自杀；赐姓即授予姓氏（用于皇帝如何命名民族）。赐不是任何人都能从事的行为，而是主权权威的特权和权利。因此，恩赐将国家和社会安排在一种仁慈与祈求、荣耀与感恩的垂直关系中。汪洋的声明含蓄地将党对感恩的要求视为帝国权力的残余，不再适合中国。在报道汪洋的讲话时，英国广播公司中文网将恩赐阐述为一种特定的权力认识论。施舍仁慈的假设暗示了一种垂直关系，领导人从这种关系中高高在上地俯视下面的人民 [62]。从他们高高在上的位置，领导人期待人民的感恩，就像舞台上的表演者被观众的掌声所激励一样。文章进一步暗示，汪洋的声明是对党内教条如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间接反驳，甚至提出了汪洋的声明可能包含的内容。
这是一种政治合法性的替代理论，在这种理论下，党限制了自己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的角色。汪洋曾呼吁要根除那种认为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这与习近平强调党是中国不可动摇的基石这一主张，在方向上是背道而驰的 [63]。
在汪洋发表讲话几个月后，南方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探讨了人民的诉求与主权之间那种辩证的张力 [64]。文章指出，按照那种把国家与社会关系看作恩赐的模式，人民往往只是决策的旁观者和接受者。即便决策者的初衷是好的，也确实带来了好处，但人民依然被降格为仅仅是为党领导层的远见卓识提供喝彩的角色。从这个角度看，大众被视为需要帮助的对象，且没有能力管理自己。这篇评论通过反复使用被字，强调了人民处于一种顺从的地位。人民做不了自己的主，人民只能被美好，被参与，被主动，乃至于被幸福 [65]。在这种语境下，被意味着成为他人意志的工具。与被相对的词是主，它代表主人，也构成了主权这个词，以及像做主（即做决定并承担责任）和主人翁（即在自己的家里当家作主）这样的比喻。相反，作者策略性地引用了毛泽东关于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说法，来主张在没有党干预的情况下进行经济追求。在这个框架下，人民这一政治范畴被拆解为一个个独立的经济主体。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主导情感，即主人感。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政治认识论上相应的概念转变，从父母官（这个词在古代中国指州县官员，他们的角色是直接对人民行使统治并执行朝廷政令 [66]）转变为公仆意识。这种政治合法性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与习近平领导下党的权力扩张是不合拍的。
灾难感恩
与毛泽东时代试图动员群众解放自己不同，在习近平领导下，党开始作为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核心支柱，掩盖了人民的作用。虽然社会对党的依赖通常只是官方宣传的背景音，但在灾难时刻，这种合法性纽带通过党要求人们对生命本身的馈赠表示感恩，变得清晰可见。2008年5月12日，一场7.9级地震摧毁了四川汶川地区，那里多是山区。这场灾难的规模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仅从超过8.5万人死亡和500万人无家可归的统计数据中，就能略知一二。地震发生后，国际和国内媒体都称赞中国当局的应急响应，并赞扬其采取了前所未有的举措，允许媒体不受限制地进入灾区 [67]。随着志愿者涌入该地区，草根非政府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全国各地的普通民众也捐钱捐物 [68]。
这种公众情感的迸发和公民意识的展现，促使一些学者将其描述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 [69]。但随着废墟被清理，有关数千名学童因豆腐渣校舍倒塌而死亡的报道开始浮出水面。尽管最初向悲痛的家长承诺会进行调查，但党的应对方式还是回到了它那套可靠的方法：审查媒体、镇压抗议并掌控话语权，坚持认为地震是天灾，而不是人祸 [70]。
党所做的不仅仅是控制损失；它将灾后重建变成了一个展示国家能力、仁慈和国际声誉的窗口 [71]。它承诺通过为所有幸存者提供新家，并在两年的密集重建活动中实现相当于30年的基础设施发展，来创造一个世俗的奇迹。这种重建叙事在官方媒体报道、艺术致敬和纪念活动中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回音室，并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得到了突出展示 [72]。由于一些超出本文范围的原因，重建过程并没有增加地震灾民对党合法性的认可，反而往往导致了地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恶化。无论处境如何，灾民都被要求心怀感激。
为了修复四川地震后断裂的互惠链条，党在地震灾区的学校和工作场所开展了感恩教育活动。这项活动包括回忆感恩、朗诵诗歌、撰写文章、唱歌曲以及参加各种旨在将党的恩情铭记在心的活动 [73]。这种积极文化中惩罚性的一面，体现在时任汶川县委书记青理东发表的一次讲话中，他强调感恩文化对于确保社会稳定和缓解重建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矛盾是必要的 [74]。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弘扬感恩文化，利用这种感恩文化来消除社会不和谐因素，通过让人们焦躁、盲目和不切实际的态度回归理性，来提高社会成员的幸福感 [75]。无法表现出感恩，被归结为个人层面的问题，而不是系统的问题 [76]；结果，那些被认为不知感恩的人，就会受到斯蒂法诺·哈尼和弗雷德·莫滕所描述的那种修正实践的影响，即通过机械的暴力强加于那些不正确的人、未被修正的人，以及那些不知道寻求自我修正的人身上 [77]。
感恩话语不仅是对危机的即时反应，更是一种持续的合法化叙事。2018年5月12日，地震十周年纪念日被官方定为感恩日。党的仁慈在地震幸存者的感恩表达和回忆中得到了体现。在纪念日前一个月，汶川县政府通过其微信公众号直播了一场地震纪念活动。舞台上方挂着一条红色横幅，上面写着：感恩情怀培育工程 [78]。微信对活动的报道包括幸存者的故事、视频、照片和诗歌；读者也被鼓励贡献自己的地震正能量故事。报道最后摘录了汶川县委书记张通荣的讲话，他将重建描述为重生：祖国给了汶川第二次生命；全国人民给了汶川人民重生的力量 [79]。张提醒观众，政府的恩情应该转化为
这种“道德”在公民的善行中得到了回馈。感恩不仅仅是对党的恩情的赞美，更是一种防止道德水平下滑的紧急刹车。对于那些需要消除坏思想的个人，张建议说，心怀感恩能帮助他们步调一致，并与党和国家一起为实现小康社会而奋斗 [80]。按照这种逻辑，对党的感恩变成了一种对公民自身的社会服务，给他们带来了所渴望的秩序、和平与繁荣。重生的主题通过视频和照片直观地表现出来，画面里孩子们在欢笑、玩耍、手捧鲜花并对着镜头挥手。从画面表面看，孩子们象征着纯真、希望和未来 [81]。他们是共产党仁慈奋斗所创造的未来的直接继承者。但这恰好是一个不包含、甚至不提及在那场地震中死去的7500名儿童的未来，他们的生命和记忆被双重抹去了 [82]。将地震周年纪念日定为感恩日，意味着在禁止哀悼的同时，鼓励所谓的正能量，而不顾死者的记忆和生者的创伤。这种感恩的话语并非没有受到挑战。在周年纪念日前夕，微博账号左手墨迹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灾难日变成感恩日，是谁在羞辱废墟中走出来的幸存者？这篇文章很快就被删除了 [83]。
作者拒绝接受地震创伤已经愈合、过去可以被超越和遗忘的假设，他写道：如果伤口停止流血并结了疤，并不意味着它就不会再痛了。尽管人们依然感到痛苦和悲伤，但作者指责某些人——这明显是指党政官员——在急于为恢复和重建过程邀功时表现得厚颜无耻。作者甚至指责共产党在利用他人的死亡。对灾难感恩比灾难本身更可怕，事实上，这甚至更加令人无法容忍。顺着感恩的逻辑推导到荒谬的结论，作者讽刺地指出，中国人民应该感谢战争带来的破坏和践踏，感谢洪水、地震、海啸和病毒带来的灾难！从党在新冠疫情期间试图唤起感恩之情的做法来看，这些话确实很有预见性。同一天，总部位于香港的数字媒体端传媒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们的灾难日，不是他们的感恩日，在话语上将我们（幸存者）和他们（官员）区分开来，理由是拒绝为了换取所提供的未来而放弃过去 [84]。我们所有人都是踩着别人的鲜血才走到这里的，这应该是一个黑暗的日子。踩过亲人和陌生人尸体的直观画面，与党政官员站在废墟上的摆拍照片形成了鲜明对比；将他们隔开的是一道关于灾难的亲身经历和深层情感认知的界限。在失去亲人的打击下，谁会把地震当作感恩日来庆祝呢？
低下的头，感恩的心
在少数民族地区，感恩话语被编织进爱国主义教育的肌理中，少数民族主体被要求通过这种教育履行国家忠诚和意识形态正确的仪式。其潜在的期望是，来自中国欠发达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应该对党和国家在发展、财富转移和提供现代公共产品方面的不懈努力心怀感恩 [85]。
在国家的边缘地带，感恩话语的无处不在对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身体和思想施加了纪律约束和管控，以使他们与国家价值观和官方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债务逻辑成了服从党的统治的基础，也是紧急状态权力和管控的合理化依据。债务人（少数民族）必须通过展示感恩、忠诚和服从，不断满足其债权人（党和国家）的要求。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感恩教育运动被用作再教育营内部的直接控制工具，据估计，超过一百万中国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人口被无限期拘留，随后被强行转移到受监管的劳动中 [86]。为了证明他们已经改造好了，维吾尔人必须令人信服地展示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习近平的绝对忠诚与感恩。据路透社报道：在位于中国最西部的这些新式洗脑营里，被拘留者不得不日复一日、时时刻刻地否认他们的伊斯兰信仰，批评自己和亲人，并感谢执政的共产党 [87]。用一位逃出营地的人的话说：被拘留者被要求不断重复那些忏悔，直到他们最终被释放时，他们真的相信自己亏欠国家太多，永远无法偿还党的恩情 [88]。改造成功的人被期望分享他们的故事，作为教育课程和警示。根据一位所谓的从党委婉地称为职业培训（再教育营）中毕业的人的证词：如果我没有来这里，我无法想象会发生什么。也许我会加入那些宗教极端分子，走上犯罪道路。党和政府及时发现了我并拯救了我，给了我一个改造和重新开始的机会。我非常感激 [89]。在这段话中，宗教的崇高感通过党的世俗权威散发出来，党声称提供了通往救赎的唯一真正途径。
东突厥斯坦的营地揭示了所谓动荡少数民族地区的底层治理逻辑。意大利哲学家乔治·阿甘本将营地定义为当例外状态开始成为常态时所开启的空间，这是对东突厥斯坦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恰当描述 [90]。对阿甘本来说，营地是一个通过中止法律而产生的场所，主权权力（在这里是党）直接干预赤裸生命（在这里是维吾尔人口）。营地不仅限于固定的空间坐标，而是成为了一种模块化的主权权力形式。在东突厥斯坦，共产党的统治权力通过对感恩的要求，延伸到了其臣民的情感生活中。清真寺被要求改变他们的祈祷和宗教仪式，将对造物主的感恩改为对习近平的感恩，将对宗教的感恩改为对中国的感恩 [91]。根据新规定，和田市的宗教活动必须以这些台词开头：我们都是祖国的孩子，祖国伟大，快来祝福，祝福祖国和谐稳定，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92]。党正在取代造物主，成为精神意义和主权创造的中心。通过在上述段落中使用祝福这个词，党成为了那个被祝福的对象。除了取代造物主（父亲）的角色，党还取代了母亲的角色。在东突厥斯坦由党分发的免费牛奶容器上，装饰着歌曲《党啊，亲爱的妈妈》的歌词 [93]。党取代了母亲的乳房，成为了生命营养的来源。通过不断提醒感恩的必要性，边缘地区的臣民被吸收到国家权力和民族归属的同质化、礼仪化空间中。从他们身上提取出来的是一种认知：党，而不是造物主，才是主权者。
感恩话语从营地和清真寺向外扩展到普通生活的空间，充斥着东突厥斯坦的公共空间。2017年4月，在东突厥斯坦首府乌鲁木齐，一场名为三爱、三反的学习运动正式启动了[94]。这场运动号召东突厥斯坦的居民要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大家庭，并且要反分裂、反极端、反暴力[95]。一个月后，这份名单又增加了三感恩、三愿望，内容包括感恩习近平总书记、感恩共产党、感恩伟大的祖国，以及祝愿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健康、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还有祝愿民族团结。这些仪式化的口号和重复性的动作，在官方被称为背诵活动，其目的就是为了营造一种感恩和顺从的情感氛围。用东突厥斯坦绰霍尔乡妇联主任文米拉的话来说就是：感恩祖国，感恩党，维护稳定[96]。文米拉在相应的文章中列举了一系列党和国家给予东突厥斯坦居民的福利政策，包括粮食种植补贴、农机补贴、畜牧业补贴、住房补贴、生活保障福利、医疗保险，以及孩子们的免费上学、住宿和午餐。她反思道：我反复问自己，为什么有些人不珍惜、不拥护这么好的日子呢？难道我们的民族是个忘恩负义、没有感恩之心的民族吗？作者暗示，如果这种不感恩的行为蔓延开来，中国就会变得像中东那些陷入战火的国家一样，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她带着一种修辞性的指责问她的维吾尔同胞：这就是你们的憧憬吗？没有感恩，一个人就是不合格的公民，是监控的对象，也是情感教育的目标。
主权者与尸体
在一百年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已经完善了如何将其合法性叙事与人们的情感环境相连接的方法。在毛泽东时代，党为了阶级斗争的需要，动员了同情、苦难、愤怒和忠诚等情感。在毛泽东去世及政治肌体出现神经衰弱之后，党传递的信息是：中国的稳定和人民的繁荣都依赖于其统治的延续。在汶川地震后的重建中，党提供了生活的基建；而在东突厥斯坦，党提供的是一种监控、强制和创伤的死亡政治基建。综合这些对比案例可以看出，在中国的感恩不仅仅是一种道德倾向，它更是一种主权结构。
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对感恩的要求扩展到了全球[97]。中国共产党要求各国对中国抗击病毒的英雄举措[98]以及对急需医疗物资的外国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和认可[99]。在某些情况下，中国的感恩仪式得到了回应，比如塞尔维亚总统在停机坪迎接一批医疗物资时亲吻了中国国旗[100]。但在其他情况下，这引起了警觉并加剧了反华情绪[101]。作为软实力的一种新模式，感恩外交可能会超越疫情紧急状态，因为中国也寻求从发展援助的接受国那里获得赞赏的表示[102]。
然而在武汉，人们在没有毛泽东时代工作队指导的情况下，拒绝了感恩。市委书记对感恩的呼吁出现得极其不是时候：当时人们还处于隔离状态，还在因病毒而死去。在武汉一家方舱医院工作的一名护士写的一首诗中，诗人拒绝了对职责、风险和勇气的工具化利用：请不要给我戴上花环，不要给我掌声，免去我工伤、烈士或其他任何荣誉的认可[103]。她想要的仅仅是被留下来，好让她能够不受干扰地呼吸，休息和睡觉比你们的赞美更重要。当党在庆祝其英雄成就时，作者向掌权者发出了挑战：如果你有能力，我邀请你去看看，那些被冲刷过的家园，烟囱里还有烟升起吗？那些漂浮在火葬场周围的手机，它们的主人被找到了吗？在这些诗句中，党与人民之间潜在的紧张关系，演变成了一种主权者与尸体之间的死亡政治裂痕。
与王洋被审查的演讲类似，记者王志安也通过主张人民主权拒绝了感恩。2020年3月7日，他在推特上发布了以下内容：
我是这样看待感恩这个问题的。对于一个现代政府来说，救灾是义务而不是恩赐。做好本职工作是理所应当的。做得不好的人就应该被追责。这就是现代社会政治权力的来源：人民纳税来支持政府。政府拿纳税人的钱为人民服务。这是一种契约关系。所谓的感恩，是封建社会的政治伦理。那位武汉的官员，是不是从大清朝出土来的？[104]
这些强烈的观点在英语媒体中得到了广泛报道。但学者和记者（包括我自己）有一种倾向，即夸大这些不满时刻的重要性，而体制已经多次证明它可以吸收并消化这些不满[105]。与此同时，或许人们倾向于低估党将感恩作为情感治理机制的赤裸裸的工具化。它是情感性的，因为就像陶西格所说的神经系统一样，它已经深入骨髓。人们在本质上对那些掌握着他们生命的人是脆弱的[106]。特别是在危机时刻，当习以为常的基础设施开始崩溃时，感恩可能会让人感觉像是一种修复。
拒绝感恩是一种道德和审美姿态，充其量只是在意识形态上划开了一道暂时的口子。但意识形态的皮肤愈合得很快。为了让一个新世界成为可能，必须发明新的神经系统。当我们进入不确定的时代，值得一问的是：在不忽视我们本质上的相互依赖和对彼此的集体需求的情况下，切断感恩的情感卷须会是什么感觉？或许对感恩要求的最好回应，来自黑人激进传统中的理论家和诗人弗雷德·莫滕，他写道：你无法计算我们彼此亏欠了多少[107]。
致谢
我要感谢帕特里夏·M·桑顿、蒂莫西·切克和伊万·弗朗切斯基尼花时间阅读本文的不同版本，并提供他们的编辑见解。特别感谢杰弗里·贾韦德，他的想法帮助启动了这篇论文。
利益冲突
无。
作者简介
克里斯蒂安·索拉切是科罗拉多学院政治学助理教授。他著有《动摇的权威：中国共产党与2008年四川地震》（2017），并合编了《中国共产主义的来世：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的政治概念》（2019）和《无产阶级中国：一个世纪的中国劳工》（即将出版）。他的写作处于政治理论和比较政治学的交叉点。他目前的研究重点是蒙古的民主危机、空气污染和城市化。
建党以来的这百年里，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实践着如何利用感恩来巩固其执政合法性，从而重塑其等级化的主权。本文通过四个例子探讨了感恩是如何运作的：维吾尔人接受对共产党的感恩教育；以及在新冠肺炎爆发、武汉封城期间，在生命政治与死亡政治之间，对生命和救赎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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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张宏图的《针灸经络双语图》（1990）中，艺术家将毛泽东的身体描绘成政治体的替身，经络和穴位标示着关键概念和术语，如阶级斗争和帝国主义，政治和情感强度正是沿着这些经络流动的。
[6] 关于政治体、疾病和传染隐喻的研究，参见 Rojas 2015。
[7] Taussig 1992, 10。
[8] 同上, 2。关于神经系统在叙利亚谣言语境下的应用讨论，参见 Wedeen 2019, 143。
[9] Perry 2002, 112。
[10] 同上,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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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毛泽东 1949。
[30] Sorace 2019a。
[31] 这一表述借用了对清朝恩典政治的研究，参见 Zito 1997。
[24] Wang, Hui 2010. [25] Perry 2011. [26] Chen, Zifeng, and Wang 2020; Sorace 2019b. [27] Wang, Hui 2010. [28] 关于中国语境下人民这一概念复杂且不断变化的构成，详见 Guan 2019。 [29] Mao 1949。 [30] 对于政治理论家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2010，139）而言，当那些抱怨此前被视为仅仅是受苦肉体的噪音的人们，开始表达出共同存在的新诉求时，政治就发明了集体表达的新形式。然而，朗西埃对中国革命持保留态度，因为在那场革命中，社会秩序的政治动荡是由国家权力一手操纵的。 [31] Atwood 2000，96。
[32] 同上，91。
[33] 同上，89。
[34] 同上，93。
[35] 同上。
[36] 与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的私人谈话，2018年5月18日。
[37] 正如毛泽东在1949年所言：国家机器，包括军队、警察和法庭，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它是压迫对抗性阶级的工具，它是暴力，而不是仁慈。
[38] 这一点得益于一位匿名审稿人的建议。
[39] Davies 2019，92。
[40] Qian 2020。
[41] Anagnost 1997; Apter and Saich 1998; Rofel 1999。
[42] 感谢杰弗里·贾韦德（Jeffrey Javed）提醒我注意这一点。
[43] 北苏区党委1950年文件，引自 Javed 2017，117-18。
[44] Cheek 2016; 2019。
[45] Javed 2019。
[46] Huang 2014，597。
[47] Thornton 即将出版。
[48] Sorace 2010; Wang, Ban 2014; Lee 2016。
[49] Lee 2019，23。
[50] Ci 1994.
[51] Dutton 2019, 84.
[52] Andreas 2009.
[53] Qian 2020.
[54] 我将此观点归功于帕特里夏·M·桑顿。关于习近平时代的儒家思想与道德合法性，见 Kubat 2018。
[55] Liu, Changhai 2010; Chen, Meiyuan 2015.
[56] Ssorin-Chaikov 2017, 96, 101.
[57] Yang 2015.
[58] Shue 2004.
[59] Mbembe 2019.
[60] Dong 2012.
[61] 汪洋的措辞听起来与异见人士方励之的名言民主不是从上面恩赐的惊人相似，显而易见且重要的区别在于汪洋使用的是幸福而不是民主。我将此观点归功于蒂莫西·切克。
[62] 汪洋：幸福非恩赐论引起网民争议。BBC，2012年5月11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s ... heory。访问于2020年5月25日。
[63] Dong 2012.
[64] 让人民大胆探索自己的幸福道路。南方日报，2012年5月10日转载于新浪，http://news.sina.com.cn/pl/201 ... shtml。访问日期：2020年5月25日。
[65] 同上。
[66] 同上。关于父母官的概念，另见：古代民众对待父母官：期望、失望、再期望。人民日报，2015年11月16日，http://www.chinanews.com/cul/2 ... shtml。
[67] Repnikova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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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什邡小学 2009。
[74] 2019年11月21日，青理东因在担任汶川县委书记期间造成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Yu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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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汶川县委宣传部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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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Chen, Qianer, and Lin 2018。
[85] Yeh 2013。
[86] Byler 2018; Brophy 2019; 另见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东突厥斯坦文献项目，网址：https://xinjiang.sppga.ubc.ca/media/documentaries/。
[87] Shih 2018。
[88] 同上。
[89] Koetse 2018。
[90] Agamben 1998, 168–69。
[91] Ramzy and Buckley 2019。
[92] Xin 2017。
[93] 东突厥斯坦的免费牛奶计划附带老党歌。《环球时报》，2018年4月22日，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1099195.shtml。
[94] 这一点是由易小措向我指出的。
[95] 三爱、三反运动基于维吾尔农民库尔班·吐鲁木（1883-1975）的模范形象，他已被提升为民族团结的象征。2017年1月11日，习近平给库尔班·吐鲁木的长女回信。王，塞（2019）。
[96] 文（2018）。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篇文章现在已经无法访问，但同样的文字出现在新疆政府网站上，并归于不同的作者名下。它们是可回收的文本。
[97] 索拉切（2020b）。
[98] 黄，爱德华和莫祖尔（2020）。
[99] 评论：制度优势：中国战胜新冠病毒的关键。新华社，2020年3月10日。http://www.xinhuanet.com/engli ... 8.htm。访问日期：2020年4月17日；钱（2020）。
[100] 艾伦-易卜拉希米安（2020）。
[101] 同上；埃尔兰格（2020）。
[102] 与玛丽亚·雷普尼科娃的对话。另见范·斯塔登（2019）。
[103] 魏（2020）。
[104] 王，志安（2020）。
[105] 桑顿（2009）；索拉切（2017）；雷普尼科娃（2020）。
[106] 巴特勒（2004）。
[107] 哈尼和莫滕（201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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