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吾尔人为何拒绝“少数民族”标签？
新疆东突厥斯坦维吾尔
转载翻译
维吾尔人为何拒绝“少数民族”标签？
迪尔努尔·雷汉的研究指出，自1949年入侵东突厥斯坦以来，中国通过将维吾尔人定义为“少数民族”实施定居者殖民主义，旨在抹杀其原住民地位、剥夺自决权，并将殖民统治合法化为内部事务。
背景：什么是少数群体化？
少数群体化是一个由制度权力定义的政治过程，而非单纯的人口统计学概念。它通过将特定群体标记为对主流规范的“偏离”，从而剥夺其政治能动性，限制其行动能力，并将其简化为需要被同化或整合的对象，是殖民者维持统治和抹杀被殖民民族认同的工具。
摘要
自2017年以来，全世界都在讨论维吾尔人作为中国少数群体，正遭受中国政府大规模的暴力对待，研究人员和一些国家将其描述为种族灭绝。虽然中国否认这些指控，并称之为内部事务，但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都将维吾尔人定义为少数民族，从而刻意否认了自1949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斯大林的全力支持下军事入侵东突厥斯坦以来，一直存在的中国与维吾尔之间的殖民关系。作为定居者殖民主义下的原住民，维吾尔人拒绝这种少数群体的分类，因为这种分类助长了对他们民族认同和原住民地位的抹杀。
1949年初，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凭借其经济和结构管理看起来正处于繁荣时期，毛泽东开始担心它会脱离中国的影响，就像北蒙古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所做的那样。这确实是突厥斯坦领导人的意图，他们根本不想再次成为中国的殖民地。1949年春天，毛泽东和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频繁讨论陆路入侵东突厥斯坦的实际困难：维吾尔地区太偏远，没有可靠的交通工具，寒冷天气即将来临，而且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的士气处于最低点。中国共产党内部的讨论曾预计在1950年夏天甚至1951年才会进行入侵。北蒙古的独立已经让中国人感到苦涩，无论是国民党共和派还是共产党人。毛泽东并没有放弃说服约瑟夫·斯大林将外蒙古归还给中国的想法。但当务之急是入侵东突厥斯坦，其独立地位当时尚未得到任何国家的承认。
2010年代从俄罗斯档案中解密并于2021年由威尔逊中心发布的文件显示，苏联是如何协助中国1949年入侵东突厥斯坦的，也就是中国所称的新疆，即新边疆 [1]。斯大林在1949年8月通过一场神秘的飞机失事铺平了道路，这次事故消灭了东突厥斯坦的五位领导人，包括其总统阿合买提江·哈斯木。1949年9月下旬，毛泽东致信斯大林：该地区的铁路很差，条件困难，我们人少且没有粮食。我们非常需要，希望您能用30到50架运输机帮助我们运送粮食、衣服、关键人员和部分部队。斯大林提供了毛泽东所缺乏的一切，包括航空燃料和1万吨粮食来喂养解放军。如果没有苏联的支持，共产党的入侵是不可能实现的。
如果毛泽东没有得到苏联的援助会怎样？他仍然计划入侵该国，尽管会晚一些，也许是在1951年。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拥有一支装备苏联武器的强大民族军队，并且已经击败了国民党的中国军队；它本可以在解放战争后保卫自己。而维吾尔人也不会被贴上中国少数群体的标签，这是一种带有偏见的称呼，就像新疆这个名字一样，对于维吾尔人更愿意称之为东突厥斯坦的家园来说，这代表了一种象征性的暴力，否认了中国与维吾尔之间关系的殖民性质。
尽管有上一个帝国的殖民遗产，中国民族主义者试图抹除所谓野蛮民族不符合要求的身份，以及1949年对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军事入侵，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成功地将自己定位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受害者，从而避开了维吾尔、西藏和蒙古领土的去殖民化问题 [2]。因此，这些被殖民地区的主要民族，甚至被学者们描述为中国少数民族。
殖民主义意味着少数群体化。从欧洲本土背景（少数群体概念最初出现的地方）和北美现实（它在那里获得了跨国动力）引入少数群体概念，需要根据中国近现代史进行重新概念化。那么，什么是少数群体？
少数群体的主要特征是人口学上的（数量上的劣势）和社会学上的（从属地位）。人口学标准是不够的，因为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女性在数量上占多数，但很少享有与男性平等的地位。黑人也是如此，尽管他们在某些国家占多数，但仍然处于从属地位。
吉尔·德勒兹和菲利克斯·加塔利认为，少数群体产生于少数群体化的过程，这本身被理解为对规范的偏离 [3]。多数和少数不是由人口统计定义的，而是由制度权力定义的。多数是由那些选择受到制度保护和传递的个人组成的，即习惯、习俗和法律。这些制度形成了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同质系统，保护着少数个人，德勒兹和加塔利称之为片段。因此，社会是根据其成员所关联的一系列规范进行分段的。
成为多数的一部分意味着拥有决定的权利，这种权利在成员之间共享，并对他人行使，以使他们少数群体化，阻碍他们的成长、流动性，并将他们的存在简化为对规范的偏离，简而言之，就是从外部定义他们。这种少数群体化限制了他们的行动能力，并将他们描绘成需要包容和整合的对象，暗示他们必须像多数群体一样。强迫同化和文明使命是殖民者试图扩大多数群体边界，并吸收那些被认为与原始文化和身份保持足够距离的少数群体成员的尝试。在少数群体中，那些抵制同化的人被贴上敌人或异类的标签。
使用少数群体这个词绝不是中立的，因为它涉及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为群体分配特定的社会和政治地位。这种被殖民民族的少数群体化构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暴力，特别是对他们的侨民而言，他们既在争取承认其作为被殖民民族的地位，也在争取自决权，即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即使是那些呼吁批判传播和强加少数群体概念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学者，包括布尔迪厄和华康德，也通过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来看待殖民主义 [4]。他们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视为纯粹的西方现象，无法想象它们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在亚洲的存在。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特别是在极左翼中，导致他们拒绝任何得到美国支持的东西。这种盲目的反美和反西方意识形态，我称之为新东方主义，意味着为非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辩护，并表现出对受其统治的人民的蔑视。这也许是去殖民化思想家、西方极右翼和来自全球南方的反西方声音所共有的少数意识形态之一，他们都联合起来将受非西方帝国主义，特别是中国帝国主义殖民的人民少数群体化。之所以称其为新东方主义，是因为它对仍然被错误的殖民者殖民的人民重现了同样的东方主义凝视。
中华人民共和国尽管在西藏、内蒙古和东突厥斯坦扮演着殖民角色，但通过将自己定位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受害者，逃避了去殖民化的批判。从欧美背景引入的少数群体概念被用来使被殖民民族从属，剥夺他们的自决权，并将他们同化为占主导地位的规范。拒绝通过少数群体化屈服的被殖民民族被贴上敌人，或者自2001年美国发动全球反恐战争以来，被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
把维吾尔人贴上少数群体的标签，这对他们来说后果是灾难性的。在历史上，那些按宗教、民族或语言来定义的少数群体，其法律保护通常遵循一种自由主义模式，也就是不干预原则，重点放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上，以此来避免那些已经形成的民族国家面临独立诉求。然而，近年来随着种族灭绝过程的证据越来越多，中国依然以一种超级大国的姿态，在完全不用承担后果的情况下继续着这些罪行，并以内部事务为借口拒绝一切批评。这种少数群体化，让一个极权国家拥有了对他人的生杀大权，使得外部干预几乎变得不可能 [1]。
被压迫者的反抗往往会招致报复和反叛乱措施，而这些措施可能会演变成种族灭绝。这种反抗——也就是受害者针对占统治地位的殖民势力的反抗——总是被描绘成犯罪行为，被说成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就维吾尔人而言，在全球反恐战争的背景下，维吾尔人的反抗——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被想象出来的——都被扣上了恐怖主义的帽子。在西方，你几乎找不到一篇关于中国压迫维吾尔人的新闻或报道，是不提及中国那种恐怖主义威胁叙事的。这就是东方主义真理体制的力量，在这种体制下，殖民者声称比当地人更了解他们自己，并控制了他们的话语权 [2]。殖民者在这一点上得到了国外知识权威和机构的支持，这些机构采纳了殖民者的词汇、叙事和规范。事实上，殖民者掌握着科学知识，而受殖民者却无法为自己发声——即便他们发声了，他们的声音也会被剥夺价值和合法性。
这种在公共话语中为殖民暴力辩护的做法，是一种规范倒置 [3]。今天，这种做法变得更加隐蔽和伪装，维吾尔人被官方正式贴上了少数群体和恐怖主义威胁的双重标签。规范倒置是殖民势力宣称自己拥有道德权威和排他性政治能力的基础，尽管他们有着明显的野蛮行径。其目的是通过将受殖民者的斗争定罪，并基于种族理由否认他们的政治能动性和道德地位，来否定受殖民者所提出挑战的政治合法性。正如东方主义一样，那些打着科学话语旗号的知识和学术产出，在维持规范倒置、将反抗定罪以及否认受殖民者的政治合法性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通过这种方式，科学知识变成了统治的工具，受殖民者的声音被剥夺了资格，变得隐形，或者为了服务于殖民叙事而被无视。
在反殖民斗争中，迫切需要超越以欧洲为中心的视角，去承认那些被非西方势力殖民的民族。维吾尔人作为东突厥斯坦的土著居民，自1949年以来一直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定居者殖民主义统治，这种统治消灭了他们的土著主权，他们有权自由生活，无需殖民者的监护。学者、记者和政策制定者必须停止复制殖民词汇，开始倾听受殖民者的声音。去殖民化需要对殖民凝视所强加的范畴，以及维持这些范畴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性重新评估。
引用资源：
1. 什么是少数群体？
2. 超越新东方主义
3. 新东方主义的科学话语与后果
[1] Kraus 2018。另见 Tursun 2022。
[2] 参见 Di Cosmo 2002; Hayton 2020; Perdue 2005。
[3] Deleuze and Guattari 1980。另见 Melançon and Moore 2021。
[4] 参见 Bourdieu 和 Wacquant 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
[1] Bourdieu, Pierre, and Loïc Wacquant. 1998. Sur les Ruses de la Raison impérialiste.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121 – 122: 109 – 18.
[2] Saïd, Edward W. 2015. L ’ Orientalisme: L ’ Orient créé par l ’ Occident, translated by Catherine Malamoud, préface de Tzvetan Todorov. Points Essais.
[3] Weber, Heloise, and Martin Weber. 2020. Colonialism, Genocid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Namibian-German Case and Struggles for Restorative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6 (1): 91 – 115.
维吾尔人为何拒绝“少数民族”标签？
迪尔努尔·雷汉的研究指出，自1949年入侵东突厥斯坦以来，中国通过将维吾尔人定义为“少数民族”实施定居者殖民主义，旨在抹杀其原住民地位、剥夺自决权，并将殖民统治合法化为内部事务。
背景：什么是少数群体化？
少数群体化是一个由制度权力定义的政治过程，而非单纯的人口统计学概念。它通过将特定群体标记为对主流规范的“偏离”，从而剥夺其政治能动性，限制其行动能力，并将其简化为需要被同化或整合的对象，是殖民者维持统治和抹杀被殖民民族认同的工具。
摘要
自2017年以来，全世界都在讨论维吾尔人作为中国少数群体，正遭受中国政府大规模的暴力对待，研究人员和一些国家将其描述为种族灭绝。虽然中国否认这些指控，并称之为内部事务，但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都将维吾尔人定义为少数民族，从而刻意否认了自1949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斯大林的全力支持下军事入侵东突厥斯坦以来，一直存在的中国与维吾尔之间的殖民关系。作为定居者殖民主义下的原住民，维吾尔人拒绝这种少数群体的分类，因为这种分类助长了对他们民族认同和原住民地位的抹杀。
1949年初，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凭借其经济和结构管理看起来正处于繁荣时期，毛泽东开始担心它会脱离中国的影响，就像北蒙古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所做的那样。这确实是突厥斯坦领导人的意图，他们根本不想再次成为中国的殖民地。1949年春天，毛泽东和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频繁讨论陆路入侵东突厥斯坦的实际困难：维吾尔地区太偏远，没有可靠的交通工具，寒冷天气即将来临，而且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的士气处于最低点。中国共产党内部的讨论曾预计在1950年夏天甚至1951年才会进行入侵。北蒙古的独立已经让中国人感到苦涩，无论是国民党共和派还是共产党人。毛泽东并没有放弃说服约瑟夫·斯大林将外蒙古归还给中国的想法。但当务之急是入侵东突厥斯坦，其独立地位当时尚未得到任何国家的承认。
2010年代从俄罗斯档案中解密并于2021年由威尔逊中心发布的文件显示，苏联是如何协助中国1949年入侵东突厥斯坦的，也就是中国所称的新疆，即新边疆 [1]。斯大林在1949年8月通过一场神秘的飞机失事铺平了道路，这次事故消灭了东突厥斯坦的五位领导人，包括其总统阿合买提江·哈斯木。1949年9月下旬，毛泽东致信斯大林：该地区的铁路很差，条件困难，我们人少且没有粮食。我们非常需要，希望您能用30到50架运输机帮助我们运送粮食、衣服、关键人员和部分部队。斯大林提供了毛泽东所缺乏的一切，包括航空燃料和1万吨粮食来喂养解放军。如果没有苏联的支持，共产党的入侵是不可能实现的。
如果毛泽东没有得到苏联的援助会怎样？他仍然计划入侵该国，尽管会晚一些，也许是在1951年。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拥有一支装备苏联武器的强大民族军队，并且已经击败了国民党的中国军队；它本可以在解放战争后保卫自己。而维吾尔人也不会被贴上中国少数群体的标签，这是一种带有偏见的称呼，就像新疆这个名字一样，对于维吾尔人更愿意称之为东突厥斯坦的家园来说，这代表了一种象征性的暴力，否认了中国与维吾尔之间关系的殖民性质。
尽管有上一个帝国的殖民遗产，中国民族主义者试图抹除所谓野蛮民族不符合要求的身份，以及1949年对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军事入侵，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成功地将自己定位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受害者，从而避开了维吾尔、西藏和蒙古领土的去殖民化问题 [2]。因此，这些被殖民地区的主要民族，甚至被学者们描述为中国少数民族。
殖民主义意味着少数群体化。从欧洲本土背景（少数群体概念最初出现的地方）和北美现实（它在那里获得了跨国动力）引入少数群体概念，需要根据中国近现代史进行重新概念化。那么，什么是少数群体？
少数群体的主要特征是人口学上的（数量上的劣势）和社会学上的（从属地位）。人口学标准是不够的，因为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女性在数量上占多数，但很少享有与男性平等的地位。黑人也是如此，尽管他们在某些国家占多数，但仍然处于从属地位。
吉尔·德勒兹和菲利克斯·加塔利认为，少数群体产生于少数群体化的过程，这本身被理解为对规范的偏离 [3]。多数和少数不是由人口统计定义的，而是由制度权力定义的。多数是由那些选择受到制度保护和传递的个人组成的，即习惯、习俗和法律。这些制度形成了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同质系统，保护着少数个人，德勒兹和加塔利称之为片段。因此，社会是根据其成员所关联的一系列规范进行分段的。
成为多数的一部分意味着拥有决定的权利，这种权利在成员之间共享，并对他人行使，以使他们少数群体化，阻碍他们的成长、流动性，并将他们的存在简化为对规范的偏离，简而言之，就是从外部定义他们。这种少数群体化限制了他们的行动能力，并将他们描绘成需要包容和整合的对象，暗示他们必须像多数群体一样。强迫同化和文明使命是殖民者试图扩大多数群体边界，并吸收那些被认为与原始文化和身份保持足够距离的少数群体成员的尝试。在少数群体中，那些抵制同化的人被贴上敌人或异类的标签。
使用少数群体这个词绝不是中立的，因为它涉及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为群体分配特定的社会和政治地位。这种被殖民民族的少数群体化构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暴力，特别是对他们的侨民而言，他们既在争取承认其作为被殖民民族的地位，也在争取自决权，即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即使是那些呼吁批判传播和强加少数群体概念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学者，包括布尔迪厄和华康德，也通过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来看待殖民主义 [4]。他们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视为纯粹的西方现象，无法想象它们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在亚洲的存在。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特别是在极左翼中，导致他们拒绝任何得到美国支持的东西。这种盲目的反美和反西方意识形态，我称之为新东方主义，意味着为非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辩护，并表现出对受其统治的人民的蔑视。这也许是去殖民化思想家、西方极右翼和来自全球南方的反西方声音所共有的少数意识形态之一，他们都联合起来将受非西方帝国主义，特别是中国帝国主义殖民的人民少数群体化。之所以称其为新东方主义，是因为它对仍然被错误的殖民者殖民的人民重现了同样的东方主义凝视。
中华人民共和国尽管在西藏、内蒙古和东突厥斯坦扮演着殖民角色，但通过将自己定位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受害者，逃避了去殖民化的批判。从欧美背景引入的少数群体概念被用来使被殖民民族从属，剥夺他们的自决权，并将他们同化为占主导地位的规范。拒绝通过少数群体化屈服的被殖民民族被贴上敌人，或者自2001年美国发动全球反恐战争以来，被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
把维吾尔人贴上少数群体的标签，这对他们来说后果是灾难性的。在历史上，那些按宗教、民族或语言来定义的少数群体，其法律保护通常遵循一种自由主义模式，也就是不干预原则，重点放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上，以此来避免那些已经形成的民族国家面临独立诉求。然而，近年来随着种族灭绝过程的证据越来越多，中国依然以一种超级大国的姿态，在完全不用承担后果的情况下继续着这些罪行，并以内部事务为借口拒绝一切批评。这种少数群体化，让一个极权国家拥有了对他人的生杀大权，使得外部干预几乎变得不可能 [1]。
被压迫者的反抗往往会招致报复和反叛乱措施，而这些措施可能会演变成种族灭绝。这种反抗——也就是受害者针对占统治地位的殖民势力的反抗——总是被描绘成犯罪行为，被说成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就维吾尔人而言，在全球反恐战争的背景下，维吾尔人的反抗——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被想象出来的——都被扣上了恐怖主义的帽子。在西方，你几乎找不到一篇关于中国压迫维吾尔人的新闻或报道，是不提及中国那种恐怖主义威胁叙事的。这就是东方主义真理体制的力量，在这种体制下，殖民者声称比当地人更了解他们自己，并控制了他们的话语权 [2]。殖民者在这一点上得到了国外知识权威和机构的支持，这些机构采纳了殖民者的词汇、叙事和规范。事实上，殖民者掌握着科学知识，而受殖民者却无法为自己发声——即便他们发声了，他们的声音也会被剥夺价值和合法性。
这种在公共话语中为殖民暴力辩护的做法，是一种规范倒置 [3]。今天，这种做法变得更加隐蔽和伪装，维吾尔人被官方正式贴上了少数群体和恐怖主义威胁的双重标签。规范倒置是殖民势力宣称自己拥有道德权威和排他性政治能力的基础，尽管他们有着明显的野蛮行径。其目的是通过将受殖民者的斗争定罪，并基于种族理由否认他们的政治能动性和道德地位，来否定受殖民者所提出挑战的政治合法性。正如东方主义一样，那些打着科学话语旗号的知识和学术产出，在维持规范倒置、将反抗定罪以及否认受殖民者的政治合法性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通过这种方式，科学知识变成了统治的工具，受殖民者的声音被剥夺了资格，变得隐形，或者为了服务于殖民叙事而被无视。
在反殖民斗争中，迫切需要超越以欧洲为中心的视角，去承认那些被非西方势力殖民的民族。维吾尔人作为东突厥斯坦的土著居民，自1949年以来一直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定居者殖民主义统治，这种统治消灭了他们的土著主权，他们有权自由生活，无需殖民者的监护。学者、记者和政策制定者必须停止复制殖民词汇，开始倾听受殖民者的声音。去殖民化需要对殖民凝视所强加的范畴，以及维持这些范畴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性重新评估。
引用资源：
1. 什么是少数群体？
2. 超越新东方主义
3. 新东方主义的科学话语与后果
[1] Kraus 2018。另见 Tursun 2022。
[2] 参见 Di Cosmo 2002; Hayton 2020; Perdue 2005。
[3] Deleuze and Guattari 1980。另见 Melançon and Moore 2021。
[4] 参见 Bourdieu 和 Wacquant 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
[1] Bourdieu, Pierre, and Loïc Wacquant. 1998. Sur les Ruses de la Raison impérialiste.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121 – 122: 109 – 18.
[2] Saïd, Edward W. 2015. L ’ Orientalisme: L ’ Orient créé par l ’ Occident, translated by Catherine Malamoud, préface de Tzvetan Todorov. Points Essais.
[3] Weber, Heloise, and Martin Weber. 2020. Colonialism, Genocid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Namibian-German Case and Struggles for Restorative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6 (1): 91 – 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