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埃及与维吾尔：声音景观中的文化与抗争
新疆东突厥斯坦维吾尔
转载翻译
聆听埃及与维吾尔：声音景观中的文化与抗争
通过书信式书评，学者邓亚·哈巴什与法蒂玛·拉哈姆深入探讨了埃及与维吾尔的声音景观。研究指出，声音不仅是日常生活的记录，更是政治动员、文化身份构建及反抗压迫的重要媒介。
背景：什么是“声音景观”（Soundscapes）？
声音景观是指特定环境下的声音组合，不仅包含物理声源，还涵盖了人类对这些声音的感知、理解及赋予的文化意义。它通过声音的频率、节奏与社会背景，反映了特定群体在政治、经济与历史进程中的身份认同与生活状态。
这篇书评是以书信往来的形式写成的，让我们能用一种更像对话的方式来交流看法。在撰写这篇书评的七个月里，我们也曾多次见面，讨论下文分享的一些观点。在写这些信时，我们时刻留意着周围的声音景观，并将其融入了最终的评论中，这也正是这两本书的核心主题。
* 2021年11月
亲爱的邓亚：
我一直拖着没把对这两本书的想法发给你，因为我想找个最合适的时机。但那个时机一直没来，所以今天在这个美好的11月中旬早晨，我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想着我们该怎么把这些书信整理成一篇像样的学术文章或书评。后来我想，或许我们直接把这些对话展示出来，作为分享思考的一种方式也挺好。
我想先说，读这两本书的过程我真的非常享受。夏天我在剑桥的不同地方读完了它们，书中的内容与我当时正在阅读、写作和聆听的其他素材产生了奇妙的交集。我得描述一下这两本书现在在我手里的样子：贴满了五颜六色的便利贴，用绿色的笔标注着我阅读某些段落时所处的环境和听到的声音，记录着我的快乐，甚至在看到喜欢的理论家或作者被引用时，还会像看到老朋友一样在脚注旁写下充满感情的批注。
我之前在写论文做背景调研时就接触过齐亚德·法赫米的作品，他关于研究北非和西南亚声音景观的号召力深深吸引了我。所以当这本书出版时，它已经在我的必读书单上了，收到样书的那一刻我感到非常开心。我之所以对这本书有共鸣，一是因为我对这个课题感兴趣，二是因为我小时候经常去开罗探亲。结果就是，我对自己童年经历过的那个城市有一种半模糊的亲近感，同时又因为成年后试图去阅读和了解它，而对它有一种半知半解的熟悉感。尽管这些联系复杂且不够完整，但我感觉自己真的能够沉浸在法赫米的声景世界里，这得益于他精湛的写作技巧，以及他引导读者去散步的能力——这简直就是米歇尔·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所说的，通过行走这种方式，调动多感官和身体去理解空间的体现。
《街道之声：聆听现代埃及的日常生活》是一部关于20世纪上半叶（1952年前）埃及的细致历史。这本书最美妙的地方在于，法赫米通过声音及其背后的经济、政治和阶级含义来讲述这段历史。他带着我们走过街道，聆听街道的声音及其被压制的过程，聆听电车和汽车的声响，电力对埃及声音景观的影响，婚礼和葬礼的声音，以及国家如何利用大炮、扬声器和广播。这本书让我更加意识到声音是如何被动员起来服务于各种政治目的的，同时也鼓励我反思自己是如何构建埃及声音景观的，并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我们究竟是如何通过声音来构建我们的身份和历史的。
蕾切尔·哈里斯的《维吾尔伊斯兰的声音景观》则为我提供了不同的连接点。刚翻开这本书时，我感觉自己像个外行，因为我对维吾尔文化和历史并不熟悉，作为一名偏向历史研究的音乐学家，我也不太习惯这种传统的民族志文本。但随着阅读的深入，我惊讶地发现自己与书中的主题竟如此亲近，这最初是因为我们共同的伊斯兰信仰，以及书中提到的西南亚和北非文化与维吾尔文化之间的关联。
哈里斯的书记录了中国西北部东突厥斯坦及海外维吾尔穆斯林的一些声音——包括音乐、吟唱和诵读。她不仅展示了这些声音实践如何成为他们反抗的一部分，还揭示了这些实践如何被强权利用，成为针对他们的压迫性纪律工具。在哈里斯书中较为理论化的部分，有一个观点深深触动了我，那就是她提出的声学/声音重写本（acoustic/sonic palimpsest）概念，这是一种解释如何为某种声音实践或事件赋予新意义的过程：
如果我们能将东突厥斯坦的声音景观解读为一个声学重写本，它由多层声音记忆组成，且随时可以被重新激活，那么可以说，学者的任务就是透过这些层级去聆听，去感知那些不仅是当下显而易见的、占主导地位的声音景观，还要感知那些被淹没、被覆盖但从未被抹去的东西 [1]。
这句话让我深受震撼；我们该如何透过这些层级去聆听，尤其是作为致力于以正义为导向的学者？
法赫米关注的是日常生活中无意识产生的声音——比如脚踩在人行道上的声音、脚踝和手指及锁骨上首饰的碰撞声、双陆棋盘上骰子的声音——而哈里斯则关注更有意图的声音，两者之间的对比也让我印象深刻。这让我思考，什么是有意图的声音？我们又有多频繁地去考量无意与有意之间的界限？比如现在，我能听到自己手指在电脑键盘上敲击的响声，因为我从没学过打字，而且我贴在键盘上的那层厚厚的橡胶键盘膜会发出沉闷的撞击声。我是有意发出这个声音吗？我不知道，但我把我的思考过程和论点都编织在这个声音周围，它现在已经成了我看似安静的写作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是这封信的一部分。用法赫米的话说，为了不让我们遗忘，写作的物理行为既是触觉的也是视觉的，所传达的信息不可避免地是多感官的 [2]。
这封信写得比我预想的要长了，所以我就写到这里。我很期待听到你对这两本书的初步想法，以及对我的观点的回应。我还想让你知道，写这封信时我正坐在一家咖啡馆里，戴着耳机，因为周围说话声、收银机声，还有椅子被拉动时的刺耳声让我实在受不了。我刚进来时，店里放着一首我不认识的歌，我用那副有点破旧、漏音的耳机，把萨娜·穆萨（Sanaa Moussa）的声音覆盖了上去。我记得你前阵子跟我说你也喜欢她。总之，这让我开始思考声学重写本，思考我们是如何不断地在不同声音和声学体验的交汇处和层级中运作的，思考透过这些层级去聆听并理解分层过程背后的故事是多么困难，以及我们是否能够找回那些被沉重声响的废墟所掩埋的声音；我们的耳朵是否能充满爱意地拾回它们，并听到它们原本的样子。
期待读到你的想法，希望你一切都好！
法蒂玛
* 2021年12月
亲爱的法蒂玛，我是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写下这封信的。这是我出生和长大的城市，这个寒假我刚好回来探亲。虽然我是穆斯林，家里平时也不怎么按传统方式过圣诞节，不搞那些花里胡哨的礼物和彩灯，但我们还是会聚在一起吃顿大餐，毕竟在阿拉巴马的圣诞节，除了在家做饭也没别的事可干。我现在正窝在客厅壁炉旁享受暖意——虽然在阿拉巴马其实没那么冷，但冬天嘛，总得搞点这种温馨的氛围——听着木柴在火里噼啪作响。想到我们正在评述的那两本书，它们都探讨了声音景观和聆听实践，我最近也开始更仔细地留意周围的声音了。就像你质疑自己打字时那种沉闷的敲击声，不知道这声音算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之举，我也在琢磨冬天壁炉里噼啪作响的声音。这些声音能告诉我们关于2021年阿拉巴马郊区什么样的声音世界呢？这些声音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阶层含义？
这两本书跟着我走南闯北，真的是物理意义上的随身携带。我是在伊斯坦布尔卡巴塔什的小公寓里收到它们的，当时我还在那里为我的博士研究做田野调查。过去那个学年，我待在这座连接东西方的国际大都市，与那些为了逃离2011年以来战火纷飞的家园而搬到那里的叙利亚音乐家、艺术家和创业者们一起工作。如你所知，我在那个地区也有根源：我的父母都来自叙利亚大马士革，我的曾祖母是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人。我人生中成长的部分时光是在叙利亚度过的，所以我的阿拉伯语说得很溜，尤其是沙米方言。因此，我对这两本书也有着一种类似的、瞬间的共鸣。
鉴于我们都是处于论文写作最后冲刺阶段的博士生，我当时也在同步读其他书。比如，我在重读保罗·拉比诺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时，顺便读了哈里斯的书。为了给自己的田野调查和通过民族志过程构建知识的理论框架充充电，我结合自己研究中遇到的方法论危机来审视拉比诺和哈里斯的著作。当我开始整理田野笔记、访谈录音和其他材料准备写论文时，我意识到“代表性”这个担子有多重。毕竟这些工作都是远程完成的，远离田野，远离那些曾与我分享故事、最终变成我研究数据的当事人。哈里斯的《维吾尔伊斯兰的声音景观》让我紧绷的神经放松了不少，因为她极其老练地展示了类似的数据：田野笔记的摘录、参与式观察的场景描述、她在田野中听到的各种诵读和仪式的音乐分析，以及群聊和其他数字媒体形式的文本。我觉得这是一种参与数字资源研究的创新且新颖的方式。哈里斯的论述很有说服力，再加上拉比诺提醒我们“田野调查是反思与即时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两者都是文化建构”，这帮我克服了民族志学术研究中关于代表性的心理负担 [1]。重点在于，民族志写作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虚构，因为它们是“被制造或塑造出来的东西” [2]。它们本就不是为了客观描绘文化现实，而是为了从学者作为观察者和参与者的立场出发，进行定位和语境化。我觉得哈里斯在整本书中都处理得很巧妙，她解释了自己与该地区的个人联系，以及长达十年的持续接触。
然而，在阅读哈里斯对一种处于消失边缘的文化所做的、批判性极强且研究精湛的分析时，我发现“声学/声音重写本”这个概念——虽然马丁·道特里和露丝·赫利尔-蒂诺科等人已经对此进行过理论化 [3] ——在《维吾尔伊斯兰的声音景观》的语境下，显得有点扎心。那句让你震惊的话——“如果我们能把东突厥斯坦的声音景观解读为一种声学重写本……那么可以说学者的任务就是透过层层叠叠的声音去聆听……”——让我反过来思考，作为学者，我们到底该如何透过这些层叠去聆听。虽然重写本这个意象为哈里斯在东突厥斯坦维吾尔自治区和维吾尔离散群体中发现的声音提供了一个生动的隐喻，但重写本暗示那些被掩盖、被覆盖的东西从未真正消失，这种说法有时会让人觉得，它反直觉地淡化了今天维吾尔人所经历的审查和压制。即便被覆盖的东西可能永远无法被彻底抹去，但那种主动的抹除依然在发生。反思这一点，也让我对自己在撰写后2011年叙利亚文化时的文字保持警惕。我们必须意识到作为学者、作为民族志研究者，我们在代表一个处于充满争议的历史和政治背景下的文化时，我们的声音有多大的力量。除了描述和记录这些重要任务之外，如何对我们研究的现象进行理论化和定位也是一种负担。哈里斯认真对待并巧妙地承担了这一负担，但当前的政治气候依然有时会让我感到愤世嫉俗和悲观。
在很多方面，我们对这两本书的反应截然相反。我打开法赫米的著作时，感觉自己更像个局外人，而对哈里斯的民族志方法和数据布局则感到更自在。虽然我之前接触过哈里斯的作品——特别是她在准备田野调查时阅读各种音乐民族志过程中读到的专著《歌唱村庄：东突厥斯坦锡伯族的音乐、记忆与仪式》（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但我从未读过法赫米的书。他通过“倾听史料”来探索埃及历史，其成果是对城市声音景观一系列有影响力研究的重要且必要的补充 [4]。但我还是得承认，我内心深处的民族志研究者本能，对历史民族音乐学和历史音乐学通过书面和记载的声音证据来探索历史一直感到不安。读前几页时，我一直在琢磨从档案和日记中提取的这种“听觉数据”到底算什么。我也在质疑，仅仅关注日常声音——电车的经过、街头小贩的叫卖、朋友在路边咖啡馆的闲聊、水烟壶的冒泡声、冰箱和洗衣机等新电器发出的嗡嗡声、职业葬礼哭丧者的哀嚎——会不会太细碎了？仅仅通过考察这些二手的、司空见惯的声音，怎么能描述一个地方的政治和经济现实呢？
然而，随着阅读的深入，我被法赫米如何通过追踪开罗、亚历山大港和塞得港等大城市里的这些声音，构建出一部复杂的现代埃及叙事所打动。通过考量过去不断变化的声音，他断言“我们可以为日常生活的历史考察提供有价值的质感和语境，并更接近于一种对街头生活更具象的微观分析”（第6页）——书读到最后，这个断言确实被证明是正确的。像汽车喇叭声这种平凡的声音，提供了洞察技术、审查制度、夜生活等相关问题的窗口。正如艾米丽·汤普森和卡琳·比杰斯特维尔德在欧洲和北美语境下关于噪音控制的著作中所写的那样 [5]，法赫米引用了1937年开罗市警察局年度报告中的一段话：
各方已尽一切努力将噪音降至最低。年内因过度使用电喇叭或鸣笛而被开出的违规罚单数量比1936年增加了约1000张，同时已向初犯者发出了数千封警告信（第103页）。
我们了解到电车、火车和机动车是如何戏剧性地改变了埃及城镇的声音景观和分贝水平的。我们也体会到了当局是如何试图通过警告来控制交通噪音增长的。
186 杜尼亚·哈巴什（Dunya Habash）与法蒂玛·拉汉姆（Fatima Lahham）信件。这只是法赫米（Fahmy）通过关注二十世纪初公共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声音是如何被制造、争论、控制和体验的，来聆听这些资料并敏锐地重构现代埃及历史的一种方式。我最后想把我们带回伯明翰，这座城市因其在民权方面的黑暗斗争以及伴随这些紧张局势的阶级结构而被人们铭记。虽然你让我想起了萨娜·穆萨（Sanaa Moussa），她是我目前最喜欢的巴勒斯坦当代歌手，但我必须承认我已经有一阵子没听她的歌了。也许我会把她那迷人的嗓音加入到我现在的声景中，伴随着木柴的噼啪声、隔壁开放式厨房里流出的自来水声，以及我那台美国冰箱偶尔发出的冰块搅拌声（在这个国家，不加冰你什么都喝不下去）。我能说我很喜欢两个在英国的阿拉伯裔女性学者互相写信讨论关于我们那部分世界的书籍这个想法吗？期待你的回信。保重，杜尼亚。
* 2022年5月
亲爱的杜尼亚：
真不敢相信我竟然这么久没写信了！时间过得太快了，随着我的博士论文提交、斋月和开斋节的过去，以及我们各自生活中发生的这么多事情，我发现自己正在重新审视和思考这些书。在过去五个月后重新拿起这些书，我发现自己更多地在思考它们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关于真实性的那些想法。
在哈里斯（Harris）讨论维吾尔人伊斯兰表达中的真实性概念时，她写道，著名的埃及诵经家阿卜杜勒·巴西特（Abdul Basit）的古兰经诵读被维吾尔诵经者模仿，以提升他们的名声（第117-18页）。她引用了一位被任命到东突厥斯坦南部城镇清真寺的伊玛目的采访，他说：
我们都在追随阿卜杜勒·巴西特：中国的穆斯林，以及全世界的穆斯林。模仿他的诵读（qira’at）、他的调式（tajwid）和他的嗓音（awaz）是很时髦的。[……] 当我用他的风格诵读，让我的声音听起来像他时，人们更看重它；这增强了我的名声（第118页）。
在关于被称为巴亚提（bayati）的木卡姆（阿拉伯音乐调式）的另一段文字中，哈里斯同样描述了在一次念词聚会上聆听一位名叫艾妮萨（Aynisa）的女性诵读古兰经，称其为：……明显地遵循了二十世纪经典的埃及风格，并以阿拉伯的巴亚提调式进行诵读（第121页），并特别指出了巴亚提的四分音，这不是维吾尔音乐的特征（第125页）。然而，在后一种语境下，哈里斯认为艾妮萨的诵读是一种埃及风格的模仿表演，这种表演被其他参与者所认可，并引发了强烈的共鸣（第127页）。
法赫米同样审视了真实性的概念，探讨了真实埃及声音的观念，他认为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在边缘化工人阶级和农村人口声景的同时，又在宣称这些声景属于自己。在结论中，法赫米写道，埃及工人阶级的庸俗化以及他们制造的噪音一直持续到今天（第218页），特别是街头乞丐和商贩正在经历压迫和边缘化。然而，他继续说道，这些边缘化的论述在埃及民族主义的旗号下被方便地遗忘了，突然之间：……所有阶级的埃及人都应该是平等的，尤其是在这些时刻，中产阶级和文化精英寻求的恰恰是消除差异和区别，因为他们试图向某种理想化的民族类型验证并证明他们自己的埃及属性。[……] 埃及农民和工人阶级的男女不再被认为是吵闹、无知、没品位、肮脏和迷信的；一夜之间，他们变成了韧性、足智多谋、耐心、节制和忠诚的象征，代表着底层民众的民族真实性（第219页）。
法赫米认为，在这样的民族主义旗号下，在这些民族焦虑的时刻，埃及农村和工人阶级人口的生活和声音被作为所有埃及人的真实声音而引用，尽管这些人每天都在生活中遭受压迫和感官上的边缘化。
虽然哈里斯和法赫米关于构建埃及真实性的例子完全不同（值得注意的是，维吾尔人对埃及声音的引用并没有伴随对埃及人的任何边缘化），但我对声音在这些语境下如何被用作衡量真理、有效性和声誉的标准感到震惊，这促使我反思将他人的声音据为己有的本质。对于你自己的声音身份来说，分享甚至挪用一种声音（或声景）意味着什么？分享和挪用之间有什么区别？如果我们以一种更具身体性的方式思考声音和声音的产生，参与他人的声音意味着什么？我们自己的身体如何塑造和改变这些声音？它们如何成为我们的一部分，而我们又如何因此而改变？
以这种身体性的方式思考声音，并反思声音体验在意识形态和精神层面的影响，让我联想到了政治。这两本书都通过沉默和发声的声音过程探讨了国家和社会压迫的形式，并且这两本书都对声音在历史、社会和政治研究中的重要性和潜力做出了重要声明。以这种方式突出声音的作用，也让我对我阅读这些书、写这些信并在这过去的漫长岁月里形成这篇评论时所发出、分享和听到的声音变得更加敏感。如果这些书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就是声音总是通过我们的耳朵、通过我们自己对它们含义的理解和感知来中介的。我们如何才能通过聆听来消除伤害——去定位并反抗压迫？
在书的最后，哈里斯写到了她的一位受访者，她通过表演记忆保存了一本被禁的智慧（hikmat）之书，并在她母亲的书被当地政府官员没收后，把自己的那本藏了起来：强制性的政治运动可能会暂时让她的实践沉默，并用新的声音层覆盖伊斯兰声景，但它们无法完全抹去它（第220页）。在这里，声音不仅仅是我们理解强制性政治压制和覆盖的方式。它也是我们理解抵抗的方式。它是我们了解维吾尔人民文化被抹去的方式，也许也是我们无论从自己的政治、社会和声音角度出发，如何与他们的斗争形成团结的方式。
就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候，传来消息说巴勒斯坦记者希琳·阿布·阿克莱（Shireen Abu Aqleh）在杰宁报道一次突袭时被以色列士兵开枪打死。她的遇刺是一个公然的沉默行为的例子，目睹这种暴力的恐惧伴随着我今天关于声音和发声的写作。这让我觉得，我们不仅有责任去聆听那些通过发声而危及自身存在的嗓音，还有责任以公正为核心去发声。作为一个学科，声音研究如何能进一步推动这一点？我认为这两本书在这个方向上提供了宝贵的建议。
迫不及待想读你在这段通信中的最后一部分。
* 2022年6月
亲爱的法蒂玛：
祝贺你提交了博士论文！这一定是一种巨大的解脱，我也期待着很快能做到这一点。自几个月前我给你写上一封信以来，我也没再翻开过这些书。同样，论文写作的要求使得我不可能阅读任何与我在土耳其研究叙利亚音乐实践不直接相关的内容。但你最后的想法促使我以一种与我关于审美代理（aesthetic agency）的写作相一致的角度来考虑这两本书，这是菲利普·博尔曼（Philip Bohlman）创造的一个概念，我在即将完成的论文中将其扩展到包含流离失所和被迫移民的语境中。[6]
你非常有力量地指出，声音不仅仅是我们理解强制性政治压迫和抹杀的一种方式，它也是我们理解抵抗的方式。除了同意你关于分析声音能够揭示抵抗和更广泛的人类能动性概念的观点外，你的见解还让我想起了民族音乐学家如汤姆·韦斯特（Tom Western）和凯伦·博斯沃尔（Karen Boswall）在强迫移民领域提出的新兴学术研究。这项研究为我所说的听觉作为抵抗铺平了道路（因为它让人想起詹妮弗·拉德卡尼（Jennifer Ladkani）对审美形式中反映的政治抵抗的关注）[7]，它将难民群体的政治斗争置于其分析的核心。这些斗争通过声音和听觉实践变得鲜活起来。例如，在牛津大学难民研究中心的一次公开研讨会上，汤姆·韦斯特发表了一篇论文，阐述了他称之为倾听移民行动主义的分析方法[8]。通过将声音（而不是仅仅关注音乐本身）作为理解公民身份的一种方式，韦斯特认为我们可以在城市中听到包容与排斥，因为移民通过抗议口号、音乐和扩音设备等声音，在街头层面宣示他们的归属感。
同样，鲁巴·阿尔·阿卡什（Ruba al Akash）和凯伦·博斯沃尔在对约旦北部叙利亚女性难民听觉实践的研究中，也写到了通过声音进行的抵抗[9]。她们声称，以仪式化的方式（通常在晚上）聆听叙利亚革命歌曲，强化了她们作为流亡叙利亚女性的身份，并帮助她们处理因被迫流离失所而引发的情绪。她们采访的女性通过在手机上聆听革命抗议歌曲来私下表演她们的抵抗，从而通过对话和歌曲将自己与公共领域联系起来[10]。
这又回到了你的问题，即我们如何通过声音作为一种手段来消除伤害、定位压迫并进行抵抗。在许多方面，哈里斯（Harris）研究中的女性也通过隐藏禁书和记忆表演，私下里表演她们对中国境内维吾尔文化被抹杀的抵抗。这让我想起我父亲在叙利亚的童年，他把阿萨德政权禁止的书籍埋在自家院子里；人们总会找到克服压迫的方法，即使是以微小的方式。
他们也总会找到通过声音来表达自己的方式。有时这种表达是有意的：事实上，博尔曼（Bohlman）关于审美能动性的观点，通过他对美国公共领域中西班牙国歌的研究，对这种有意的声音表达进行了理论化探讨[11]。然而，在其他情况下，这种声音表达是无意的，这又回到了法赫米（Fahmy）对现代早期埃及街头声音的探索。埃及工人阶级产生的噪音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无意的声音可以成为埃及社会边缘群体真实的呼声。因此，我认为法赫米和哈里斯的著作是通过声音定位压迫的第一步，我们必须首先通过阅读类似的文本并教导他人，来学会以这种方式解读声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转向倡导工作。
我同意声音研究在以正义为核心方面具有巨大潜力，即通过寻找倾听并因此放大历史上和社会中那些被压抑声音的方法。发掘那些不断被噤声的声音，例如希琳·阿布·阿格莱（Shireen Abu Aqleh）被暗杀这一令人心碎的例子，必须成为该学科的基石之一。由于法赫米的《街头声音》和哈里斯的《维吾尔伊斯兰的声音景观》都很好地展示了这种潜力，这两本书都应该立即被加入到关注声音、沉默和抵抗的书单中。
祝愿一切有一个新的开始，
邓亚（Dunya）
引用资源：
[1] 蕾切尔·哈里斯，《维吾尔伊斯兰的声音景观》，第216 – 217页。
[2] 齐亚德·法赫米，《街道之声：聆听现代埃及的日常生活》，第15页。
[1] 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三十周年纪念版》（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8页。
[2] 詹姆斯·克利福德，“导言：部分真理”，载于《书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25周年纪念版，詹姆斯·克利福德与乔治·E·马库斯编（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6页（第6页）。
[3] J·马丁·道特里，“声学重写本”，载于《声音写作理论化》，黛博拉·A·卡普汉编（米德尔敦：卫斯理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6-85页（第48页）；露丝·赫利尔-蒂诺科，《表演重写本身体：墨西哥的后记忆戏剧实验》（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9年）。
[4] 关于这类研究的例子，请看安娜·玛丽亚·奥乔亚·高蒂尔（Ana Maria Ochoa Gautier）的《听觉性：十九世纪哥伦比亚的聆听与知识》（2014年）；艾米丽·汤普森（Emily Thompson）的《现代性的声景：1900-1933年美国的建筑声学与聆听文化》（2004年）；以及托马斯·欧文（Thomas Irvine）的《聆听中国：声音与中西相遇，1770-1839年》（2020年）。[5] 汤普森，《现代性的声景》；卡琳·比斯特维尔德（Karin Bijsterveld），《机械声音：二十世纪的技术、文化与噪音公共问题》（2008年）。
[6] 菲利普·博尔曼（Philip Bohlman），《音乐、现代性与全球化》（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
[6] Dunya Habash, From Maqam to Makam: In Search of Syria’s Post-Revolution Cultural Imaginary in Turkey (即将出版的博士论文, 剑桥大学).
[7] Jennifer Ladkani, Dabke Music and Dance and the Palestinian Refugee Experience: On the Outside Looking In (未发表的博士论文,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2001).
[8] Tom Western, Sonopolis: Sound, Citizenship, and Migrant Activisms in Athens, 在线音频记录, 2019年5月29日.
[9] Ruba al Akash and Karen Boswall, Listening to the Voices of Syrian Women Refugees in Jordan: Ethnographies of Displacement and Emplacement, 载于 Guests and Aliens: Re-Configuring New Mobilities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After 2011 –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Syrian Refugees (伊斯坦布尔: Institut français d’études anatoliennes, 2016).
[10] 同上, 29.
[11] Philip Vilas Bohlman, When Migration Ends, When Music Ceases, Music and Arts in Action, 3/3 (2011), 148–66.
聆听埃及与维吾尔：声音景观中的文化与抗争
通过书信式书评，学者邓亚·哈巴什与法蒂玛·拉哈姆深入探讨了埃及与维吾尔的声音景观。研究指出，声音不仅是日常生活的记录，更是政治动员、文化身份构建及反抗压迫的重要媒介。
背景：什么是“声音景观”（Soundscapes）？
声音景观是指特定环境下的声音组合，不仅包含物理声源，还涵盖了人类对这些声音的感知、理解及赋予的文化意义。它通过声音的频率、节奏与社会背景，反映了特定群体在政治、经济与历史进程中的身份认同与生活状态。
这篇书评是以书信往来的形式写成的，让我们能用一种更像对话的方式来交流看法。在撰写这篇书评的七个月里，我们也曾多次见面，讨论下文分享的一些观点。在写这些信时，我们时刻留意着周围的声音景观，并将其融入了最终的评论中，这也正是这两本书的核心主题。
* 2021年11月
亲爱的邓亚：
我一直拖着没把对这两本书的想法发给你，因为我想找个最合适的时机。但那个时机一直没来，所以今天在这个美好的11月中旬早晨，我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想着我们该怎么把这些书信整理成一篇像样的学术文章或书评。后来我想，或许我们直接把这些对话展示出来，作为分享思考的一种方式也挺好。
我想先说，读这两本书的过程我真的非常享受。夏天我在剑桥的不同地方读完了它们，书中的内容与我当时正在阅读、写作和聆听的其他素材产生了奇妙的交集。我得描述一下这两本书现在在我手里的样子：贴满了五颜六色的便利贴，用绿色的笔标注着我阅读某些段落时所处的环境和听到的声音，记录着我的快乐，甚至在看到喜欢的理论家或作者被引用时，还会像看到老朋友一样在脚注旁写下充满感情的批注。
我之前在写论文做背景调研时就接触过齐亚德·法赫米的作品，他关于研究北非和西南亚声音景观的号召力深深吸引了我。所以当这本书出版时，它已经在我的必读书单上了，收到样书的那一刻我感到非常开心。我之所以对这本书有共鸣，一是因为我对这个课题感兴趣，二是因为我小时候经常去开罗探亲。结果就是，我对自己童年经历过的那个城市有一种半模糊的亲近感，同时又因为成年后试图去阅读和了解它，而对它有一种半知半解的熟悉感。尽管这些联系复杂且不够完整，但我感觉自己真的能够沉浸在法赫米的声景世界里，这得益于他精湛的写作技巧，以及他引导读者去散步的能力——这简直就是米歇尔·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所说的，通过行走这种方式，调动多感官和身体去理解空间的体现。
《街道之声：聆听现代埃及的日常生活》是一部关于20世纪上半叶（1952年前）埃及的细致历史。这本书最美妙的地方在于，法赫米通过声音及其背后的经济、政治和阶级含义来讲述这段历史。他带着我们走过街道，聆听街道的声音及其被压制的过程，聆听电车和汽车的声响，电力对埃及声音景观的影响，婚礼和葬礼的声音，以及国家如何利用大炮、扬声器和广播。这本书让我更加意识到声音是如何被动员起来服务于各种政治目的的，同时也鼓励我反思自己是如何构建埃及声音景观的，并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我们究竟是如何通过声音来构建我们的身份和历史的。
蕾切尔·哈里斯的《维吾尔伊斯兰的声音景观》则为我提供了不同的连接点。刚翻开这本书时，我感觉自己像个外行，因为我对维吾尔文化和历史并不熟悉，作为一名偏向历史研究的音乐学家，我也不太习惯这种传统的民族志文本。但随着阅读的深入，我惊讶地发现自己与书中的主题竟如此亲近，这最初是因为我们共同的伊斯兰信仰，以及书中提到的西南亚和北非文化与维吾尔文化之间的关联。
哈里斯的书记录了中国西北部东突厥斯坦及海外维吾尔穆斯林的一些声音——包括音乐、吟唱和诵读。她不仅展示了这些声音实践如何成为他们反抗的一部分，还揭示了这些实践如何被强权利用，成为针对他们的压迫性纪律工具。在哈里斯书中较为理论化的部分，有一个观点深深触动了我，那就是她提出的声学/声音重写本（acoustic/sonic palimpsest）概念，这是一种解释如何为某种声音实践或事件赋予新意义的过程：
如果我们能将东突厥斯坦的声音景观解读为一个声学重写本，它由多层声音记忆组成，且随时可以被重新激活，那么可以说，学者的任务就是透过这些层级去聆听，去感知那些不仅是当下显而易见的、占主导地位的声音景观，还要感知那些被淹没、被覆盖但从未被抹去的东西 [1]。
这句话让我深受震撼；我们该如何透过这些层级去聆听，尤其是作为致力于以正义为导向的学者？
法赫米关注的是日常生活中无意识产生的声音——比如脚踩在人行道上的声音、脚踝和手指及锁骨上首饰的碰撞声、双陆棋盘上骰子的声音——而哈里斯则关注更有意图的声音，两者之间的对比也让我印象深刻。这让我思考，什么是有意图的声音？我们又有多频繁地去考量无意与有意之间的界限？比如现在，我能听到自己手指在电脑键盘上敲击的响声，因为我从没学过打字，而且我贴在键盘上的那层厚厚的橡胶键盘膜会发出沉闷的撞击声。我是有意发出这个声音吗？我不知道，但我把我的思考过程和论点都编织在这个声音周围，它现在已经成了我看似安静的写作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是这封信的一部分。用法赫米的话说，为了不让我们遗忘，写作的物理行为既是触觉的也是视觉的，所传达的信息不可避免地是多感官的 [2]。
这封信写得比我预想的要长了，所以我就写到这里。我很期待听到你对这两本书的初步想法，以及对我的观点的回应。我还想让你知道，写这封信时我正坐在一家咖啡馆里，戴着耳机，因为周围说话声、收银机声，还有椅子被拉动时的刺耳声让我实在受不了。我刚进来时，店里放着一首我不认识的歌，我用那副有点破旧、漏音的耳机，把萨娜·穆萨（Sanaa Moussa）的声音覆盖了上去。我记得你前阵子跟我说你也喜欢她。总之，这让我开始思考声学重写本，思考我们是如何不断地在不同声音和声学体验的交汇处和层级中运作的，思考透过这些层级去聆听并理解分层过程背后的故事是多么困难，以及我们是否能够找回那些被沉重声响的废墟所掩埋的声音；我们的耳朵是否能充满爱意地拾回它们，并听到它们原本的样子。
期待读到你的想法，希望你一切都好！
法蒂玛
* 2021年12月
亲爱的法蒂玛，我是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写下这封信的。这是我出生和长大的城市，这个寒假我刚好回来探亲。虽然我是穆斯林，家里平时也不怎么按传统方式过圣诞节，不搞那些花里胡哨的礼物和彩灯，但我们还是会聚在一起吃顿大餐，毕竟在阿拉巴马的圣诞节，除了在家做饭也没别的事可干。我现在正窝在客厅壁炉旁享受暖意——虽然在阿拉巴马其实没那么冷，但冬天嘛，总得搞点这种温馨的氛围——听着木柴在火里噼啪作响。想到我们正在评述的那两本书，它们都探讨了声音景观和聆听实践，我最近也开始更仔细地留意周围的声音了。就像你质疑自己打字时那种沉闷的敲击声，不知道这声音算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之举，我也在琢磨冬天壁炉里噼啪作响的声音。这些声音能告诉我们关于2021年阿拉巴马郊区什么样的声音世界呢？这些声音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阶层含义？
这两本书跟着我走南闯北，真的是物理意义上的随身携带。我是在伊斯坦布尔卡巴塔什的小公寓里收到它们的，当时我还在那里为我的博士研究做田野调查。过去那个学年，我待在这座连接东西方的国际大都市，与那些为了逃离2011年以来战火纷飞的家园而搬到那里的叙利亚音乐家、艺术家和创业者们一起工作。如你所知，我在那个地区也有根源：我的父母都来自叙利亚大马士革，我的曾祖母是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人。我人生中成长的部分时光是在叙利亚度过的，所以我的阿拉伯语说得很溜，尤其是沙米方言。因此，我对这两本书也有着一种类似的、瞬间的共鸣。
鉴于我们都是处于论文写作最后冲刺阶段的博士生，我当时也在同步读其他书。比如，我在重读保罗·拉比诺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时，顺便读了哈里斯的书。为了给自己的田野调查和通过民族志过程构建知识的理论框架充充电，我结合自己研究中遇到的方法论危机来审视拉比诺和哈里斯的著作。当我开始整理田野笔记、访谈录音和其他材料准备写论文时，我意识到“代表性”这个担子有多重。毕竟这些工作都是远程完成的，远离田野，远离那些曾与我分享故事、最终变成我研究数据的当事人。哈里斯的《维吾尔伊斯兰的声音景观》让我紧绷的神经放松了不少，因为她极其老练地展示了类似的数据：田野笔记的摘录、参与式观察的场景描述、她在田野中听到的各种诵读和仪式的音乐分析，以及群聊和其他数字媒体形式的文本。我觉得这是一种参与数字资源研究的创新且新颖的方式。哈里斯的论述很有说服力，再加上拉比诺提醒我们“田野调查是反思与即时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两者都是文化建构”，这帮我克服了民族志学术研究中关于代表性的心理负担 [1]。重点在于，民族志写作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虚构，因为它们是“被制造或塑造出来的东西” [2]。它们本就不是为了客观描绘文化现实，而是为了从学者作为观察者和参与者的立场出发，进行定位和语境化。我觉得哈里斯在整本书中都处理得很巧妙，她解释了自己与该地区的个人联系，以及长达十年的持续接触。
然而，在阅读哈里斯对一种处于消失边缘的文化所做的、批判性极强且研究精湛的分析时，我发现“声学/声音重写本”这个概念——虽然马丁·道特里和露丝·赫利尔-蒂诺科等人已经对此进行过理论化 [3] ——在《维吾尔伊斯兰的声音景观》的语境下，显得有点扎心。那句让你震惊的话——“如果我们能把东突厥斯坦的声音景观解读为一种声学重写本……那么可以说学者的任务就是透过层层叠叠的声音去聆听……”——让我反过来思考，作为学者，我们到底该如何透过这些层叠去聆听。虽然重写本这个意象为哈里斯在东突厥斯坦维吾尔自治区和维吾尔离散群体中发现的声音提供了一个生动的隐喻，但重写本暗示那些被掩盖、被覆盖的东西从未真正消失，这种说法有时会让人觉得，它反直觉地淡化了今天维吾尔人所经历的审查和压制。即便被覆盖的东西可能永远无法被彻底抹去，但那种主动的抹除依然在发生。反思这一点，也让我对自己在撰写后2011年叙利亚文化时的文字保持警惕。我们必须意识到作为学者、作为民族志研究者，我们在代表一个处于充满争议的历史和政治背景下的文化时，我们的声音有多大的力量。除了描述和记录这些重要任务之外，如何对我们研究的现象进行理论化和定位也是一种负担。哈里斯认真对待并巧妙地承担了这一负担，但当前的政治气候依然有时会让我感到愤世嫉俗和悲观。
在很多方面，我们对这两本书的反应截然相反。我打开法赫米的著作时，感觉自己更像个局外人，而对哈里斯的民族志方法和数据布局则感到更自在。虽然我之前接触过哈里斯的作品——特别是她在准备田野调查时阅读各种音乐民族志过程中读到的专著《歌唱村庄：东突厥斯坦锡伯族的音乐、记忆与仪式》（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但我从未读过法赫米的书。他通过“倾听史料”来探索埃及历史，其成果是对城市声音景观一系列有影响力研究的重要且必要的补充 [4]。但我还是得承认，我内心深处的民族志研究者本能，对历史民族音乐学和历史音乐学通过书面和记载的声音证据来探索历史一直感到不安。读前几页时，我一直在琢磨从档案和日记中提取的这种“听觉数据”到底算什么。我也在质疑，仅仅关注日常声音——电车的经过、街头小贩的叫卖、朋友在路边咖啡馆的闲聊、水烟壶的冒泡声、冰箱和洗衣机等新电器发出的嗡嗡声、职业葬礼哭丧者的哀嚎——会不会太细碎了？仅仅通过考察这些二手的、司空见惯的声音，怎么能描述一个地方的政治和经济现实呢？
然而，随着阅读的深入，我被法赫米如何通过追踪开罗、亚历山大港和塞得港等大城市里的这些声音，构建出一部复杂的现代埃及叙事所打动。通过考量过去不断变化的声音，他断言“我们可以为日常生活的历史考察提供有价值的质感和语境，并更接近于一种对街头生活更具象的微观分析”（第6页）——书读到最后，这个断言确实被证明是正确的。像汽车喇叭声这种平凡的声音，提供了洞察技术、审查制度、夜生活等相关问题的窗口。正如艾米丽·汤普森和卡琳·比杰斯特维尔德在欧洲和北美语境下关于噪音控制的著作中所写的那样 [5]，法赫米引用了1937年开罗市警察局年度报告中的一段话：
各方已尽一切努力将噪音降至最低。年内因过度使用电喇叭或鸣笛而被开出的违规罚单数量比1936年增加了约1000张，同时已向初犯者发出了数千封警告信（第103页）。
我们了解到电车、火车和机动车是如何戏剧性地改变了埃及城镇的声音景观和分贝水平的。我们也体会到了当局是如何试图通过警告来控制交通噪音增长的。
186 杜尼亚·哈巴什（Dunya Habash）与法蒂玛·拉汉姆（Fatima Lahham）信件。这只是法赫米（Fahmy）通过关注二十世纪初公共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声音是如何被制造、争论、控制和体验的，来聆听这些资料并敏锐地重构现代埃及历史的一种方式。我最后想把我们带回伯明翰，这座城市因其在民权方面的黑暗斗争以及伴随这些紧张局势的阶级结构而被人们铭记。虽然你让我想起了萨娜·穆萨（Sanaa Moussa），她是我目前最喜欢的巴勒斯坦当代歌手，但我必须承认我已经有一阵子没听她的歌了。也许我会把她那迷人的嗓音加入到我现在的声景中，伴随着木柴的噼啪声、隔壁开放式厨房里流出的自来水声，以及我那台美国冰箱偶尔发出的冰块搅拌声（在这个国家，不加冰你什么都喝不下去）。我能说我很喜欢两个在英国的阿拉伯裔女性学者互相写信讨论关于我们那部分世界的书籍这个想法吗？期待你的回信。保重，杜尼亚。
* 2022年5月
亲爱的杜尼亚：
真不敢相信我竟然这么久没写信了！时间过得太快了，随着我的博士论文提交、斋月和开斋节的过去，以及我们各自生活中发生的这么多事情，我发现自己正在重新审视和思考这些书。在过去五个月后重新拿起这些书，我发现自己更多地在思考它们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关于真实性的那些想法。
在哈里斯（Harris）讨论维吾尔人伊斯兰表达中的真实性概念时，她写道，著名的埃及诵经家阿卜杜勒·巴西特（Abdul Basit）的古兰经诵读被维吾尔诵经者模仿，以提升他们的名声（第117-18页）。她引用了一位被任命到东突厥斯坦南部城镇清真寺的伊玛目的采访，他说：
我们都在追随阿卜杜勒·巴西特：中国的穆斯林，以及全世界的穆斯林。模仿他的诵读（qira’at）、他的调式（tajwid）和他的嗓音（awaz）是很时髦的。[……] 当我用他的风格诵读，让我的声音听起来像他时，人们更看重它；这增强了我的名声（第118页）。
在关于被称为巴亚提（bayati）的木卡姆（阿拉伯音乐调式）的另一段文字中，哈里斯同样描述了在一次念词聚会上聆听一位名叫艾妮萨（Aynisa）的女性诵读古兰经，称其为：……明显地遵循了二十世纪经典的埃及风格，并以阿拉伯的巴亚提调式进行诵读（第121页），并特别指出了巴亚提的四分音，这不是维吾尔音乐的特征（第125页）。然而，在后一种语境下，哈里斯认为艾妮萨的诵读是一种埃及风格的模仿表演，这种表演被其他参与者所认可，并引发了强烈的共鸣（第127页）。
法赫米同样审视了真实性的概念，探讨了真实埃及声音的观念，他认为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在边缘化工人阶级和农村人口声景的同时，又在宣称这些声景属于自己。在结论中，法赫米写道，埃及工人阶级的庸俗化以及他们制造的噪音一直持续到今天（第218页），特别是街头乞丐和商贩正在经历压迫和边缘化。然而，他继续说道，这些边缘化的论述在埃及民族主义的旗号下被方便地遗忘了，突然之间：……所有阶级的埃及人都应该是平等的，尤其是在这些时刻，中产阶级和文化精英寻求的恰恰是消除差异和区别，因为他们试图向某种理想化的民族类型验证并证明他们自己的埃及属性。[……] 埃及农民和工人阶级的男女不再被认为是吵闹、无知、没品位、肮脏和迷信的；一夜之间，他们变成了韧性、足智多谋、耐心、节制和忠诚的象征，代表着底层民众的民族真实性（第219页）。
法赫米认为，在这样的民族主义旗号下，在这些民族焦虑的时刻，埃及农村和工人阶级人口的生活和声音被作为所有埃及人的真实声音而引用，尽管这些人每天都在生活中遭受压迫和感官上的边缘化。
虽然哈里斯和法赫米关于构建埃及真实性的例子完全不同（值得注意的是，维吾尔人对埃及声音的引用并没有伴随对埃及人的任何边缘化），但我对声音在这些语境下如何被用作衡量真理、有效性和声誉的标准感到震惊，这促使我反思将他人的声音据为己有的本质。对于你自己的声音身份来说，分享甚至挪用一种声音（或声景）意味着什么？分享和挪用之间有什么区别？如果我们以一种更具身体性的方式思考声音和声音的产生，参与他人的声音意味着什么？我们自己的身体如何塑造和改变这些声音？它们如何成为我们的一部分，而我们又如何因此而改变？
以这种身体性的方式思考声音，并反思声音体验在意识形态和精神层面的影响，让我联想到了政治。这两本书都通过沉默和发声的声音过程探讨了国家和社会压迫的形式，并且这两本书都对声音在历史、社会和政治研究中的重要性和潜力做出了重要声明。以这种方式突出声音的作用，也让我对我阅读这些书、写这些信并在这过去的漫长岁月里形成这篇评论时所发出、分享和听到的声音变得更加敏感。如果这些书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就是声音总是通过我们的耳朵、通过我们自己对它们含义的理解和感知来中介的。我们如何才能通过聆听来消除伤害——去定位并反抗压迫？
在书的最后，哈里斯写到了她的一位受访者，她通过表演记忆保存了一本被禁的智慧（hikmat）之书，并在她母亲的书被当地政府官员没收后，把自己的那本藏了起来：强制性的政治运动可能会暂时让她的实践沉默，并用新的声音层覆盖伊斯兰声景，但它们无法完全抹去它（第220页）。在这里，声音不仅仅是我们理解强制性政治压制和覆盖的方式。它也是我们理解抵抗的方式。它是我们了解维吾尔人民文化被抹去的方式，也许也是我们无论从自己的政治、社会和声音角度出发，如何与他们的斗争形成团结的方式。
就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候，传来消息说巴勒斯坦记者希琳·阿布·阿克莱（Shireen Abu Aqleh）在杰宁报道一次突袭时被以色列士兵开枪打死。她的遇刺是一个公然的沉默行为的例子，目睹这种暴力的恐惧伴随着我今天关于声音和发声的写作。这让我觉得，我们不仅有责任去聆听那些通过发声而危及自身存在的嗓音，还有责任以公正为核心去发声。作为一个学科，声音研究如何能进一步推动这一点？我认为这两本书在这个方向上提供了宝贵的建议。
迫不及待想读你在这段通信中的最后一部分。
* 2022年6月
亲爱的法蒂玛：
祝贺你提交了博士论文！这一定是一种巨大的解脱，我也期待着很快能做到这一点。自几个月前我给你写上一封信以来，我也没再翻开过这些书。同样，论文写作的要求使得我不可能阅读任何与我在土耳其研究叙利亚音乐实践不直接相关的内容。但你最后的想法促使我以一种与我关于审美代理（aesthetic agency）的写作相一致的角度来考虑这两本书，这是菲利普·博尔曼（Philip Bohlman）创造的一个概念，我在即将完成的论文中将其扩展到包含流离失所和被迫移民的语境中。[6]
你非常有力量地指出，声音不仅仅是我们理解强制性政治压迫和抹杀的一种方式，它也是我们理解抵抗的方式。除了同意你关于分析声音能够揭示抵抗和更广泛的人类能动性概念的观点外，你的见解还让我想起了民族音乐学家如汤姆·韦斯特（Tom Western）和凯伦·博斯沃尔（Karen Boswall）在强迫移民领域提出的新兴学术研究。这项研究为我所说的听觉作为抵抗铺平了道路（因为它让人想起詹妮弗·拉德卡尼（Jennifer Ladkani）对审美形式中反映的政治抵抗的关注）[7]，它将难民群体的政治斗争置于其分析的核心。这些斗争通过声音和听觉实践变得鲜活起来。例如，在牛津大学难民研究中心的一次公开研讨会上，汤姆·韦斯特发表了一篇论文，阐述了他称之为倾听移民行动主义的分析方法[8]。通过将声音（而不是仅仅关注音乐本身）作为理解公民身份的一种方式，韦斯特认为我们可以在城市中听到包容与排斥，因为移民通过抗议口号、音乐和扩音设备等声音，在街头层面宣示他们的归属感。
同样，鲁巴·阿尔·阿卡什（Ruba al Akash）和凯伦·博斯沃尔在对约旦北部叙利亚女性难民听觉实践的研究中，也写到了通过声音进行的抵抗[9]。她们声称，以仪式化的方式（通常在晚上）聆听叙利亚革命歌曲，强化了她们作为流亡叙利亚女性的身份，并帮助她们处理因被迫流离失所而引发的情绪。她们采访的女性通过在手机上聆听革命抗议歌曲来私下表演她们的抵抗，从而通过对话和歌曲将自己与公共领域联系起来[10]。
这又回到了你的问题，即我们如何通过声音作为一种手段来消除伤害、定位压迫并进行抵抗。在许多方面，哈里斯（Harris）研究中的女性也通过隐藏禁书和记忆表演，私下里表演她们对中国境内维吾尔文化被抹杀的抵抗。这让我想起我父亲在叙利亚的童年，他把阿萨德政权禁止的书籍埋在自家院子里；人们总会找到克服压迫的方法，即使是以微小的方式。
他们也总会找到通过声音来表达自己的方式。有时这种表达是有意的：事实上，博尔曼（Bohlman）关于审美能动性的观点，通过他对美国公共领域中西班牙国歌的研究，对这种有意的声音表达进行了理论化探讨[11]。然而，在其他情况下，这种声音表达是无意的，这又回到了法赫米（Fahmy）对现代早期埃及街头声音的探索。埃及工人阶级产生的噪音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无意的声音可以成为埃及社会边缘群体真实的呼声。因此，我认为法赫米和哈里斯的著作是通过声音定位压迫的第一步，我们必须首先通过阅读类似的文本并教导他人，来学会以这种方式解读声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转向倡导工作。
我同意声音研究在以正义为核心方面具有巨大潜力，即通过寻找倾听并因此放大历史上和社会中那些被压抑声音的方法。发掘那些不断被噤声的声音，例如希琳·阿布·阿格莱（Shireen Abu Aqleh）被暗杀这一令人心碎的例子，必须成为该学科的基石之一。由于法赫米的《街头声音》和哈里斯的《维吾尔伊斯兰的声音景观》都很好地展示了这种潜力，这两本书都应该立即被加入到关注声音、沉默和抵抗的书单中。
祝愿一切有一个新的开始，
邓亚（Dunya）
引用资源：
[1] 蕾切尔·哈里斯，《维吾尔伊斯兰的声音景观》，第216 – 217页。
[2] 齐亚德·法赫米，《街道之声：聆听现代埃及的日常生活》，第15页。
[1] 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三十周年纪念版》（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8页。
[2] 詹姆斯·克利福德，“导言：部分真理”，载于《书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25周年纪念版，詹姆斯·克利福德与乔治·E·马库斯编（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6页（第6页）。
[3] J·马丁·道特里，“声学重写本”，载于《声音写作理论化》，黛博拉·A·卡普汉编（米德尔敦：卫斯理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6-85页（第48页）；露丝·赫利尔-蒂诺科，《表演重写本身体：墨西哥的后记忆戏剧实验》（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9年）。
[4] 关于这类研究的例子，请看安娜·玛丽亚·奥乔亚·高蒂尔（Ana Maria Ochoa Gautier）的《听觉性：十九世纪哥伦比亚的聆听与知识》（2014年）；艾米丽·汤普森（Emily Thompson）的《现代性的声景：1900-1933年美国的建筑声学与聆听文化》（2004年）；以及托马斯·欧文（Thomas Irvine）的《聆听中国：声音与中西相遇，1770-1839年》（2020年）。[5] 汤普森，《现代性的声景》；卡琳·比斯特维尔德（Karin Bijsterveld），《机械声音：二十世纪的技术、文化与噪音公共问题》（2008年）。
[6] 菲利普·博尔曼（Philip Bohlman），《音乐、现代性与全球化》（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
[6] Dunya Habash, From Maqam to Makam: In Search of Syria’s Post-Revolution Cultural Imaginary in Turkey (即将出版的博士论文, 剑桥大学).
[7] Jennifer Ladkani, Dabke Music and Dance and the Palestinian Refugee Experience: On the Outside Looking In (未发表的博士论文,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2001).
[8] Tom Western, Sonopolis: Sound, Citizenship, and Migrant Activisms in Athens, 在线音频记录, 2019年5月29日.
[9] Ruba al Akash and Karen Boswall, Listening to the Voices of Syrian Women Refugees in Jordan: Ethnographies of Displacement and Emplacement, 载于 Guests and Aliens: Re-Configuring New Mobilities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After 2011 –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Syrian Refugees (伊斯坦布尔: Institut français d’études anatoliennes, 2016).
[10] 同上, 29.
[11] Philip Vilas Bohlman, When Migration Ends, When Music Ceases, Music and Arts in Action, 3/3 (2011), 148–66.